嗒滴嗒…… 小喇叭 开始广播啦

拥有儿歌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童年。

喝一碗冰凉虾，是贯穿我小时候每个夏天的梦想。

欢歌笑语，彩旗招展，阳光明媚，定格为儿童时代的绚丽图画。

在我小时候，收音机可是大大的奢侈品。

在我们家院子里，曾短时期住过一家华侨，主人胡叔叔家的电子管收音机那可是全院儿童们心中的“大神”。

胡叔叔夫妇那时还没有孩子，他们对院子里的孩子们非常喜欢，于是我们就得以经常成群结队地围坐在胡叔叔家的收音机前，望着它透亮的绿色指示灯，听故事、听表演，这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刻。

有一次，收音机刚播完学龄前儿童最爱的“小喇叭”节目，当“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们再见！”随着电波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带头大嚷：“我不干，小喇叭姐姐快出来！”还想听，总以为收音机里面住着包括“小喇叭姐姐”在内的许多小人儿。

一年后，胡叔叔一家搬走了，小朋友们的童年世界里的快乐似乎少了很多、很多。

光阴荏苒，我也渐渐长成小小少年。想听收音机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偶然看见同学家里有架矿石耳机。它不要电源，耳机挂在墙上也能听到里面细微的喳喳喳的广播声，这是我同学的哥哥安装的。此后我常去他家听耳机，不时耽误做家庭作业，妈妈不允许了。妈妈对我说：“听收音机是好事，但做作业才是正事，不能不做作业。”妈妈又说，“这样吧，斜对面院子里的许大哥也装了矿石耳机，你去问问他是怎么装的，你也装一个吧！”

我好不惊喜！后来，妈妈出钱，许大哥指导，我跑了当时的电子市场城隍庙和一些五金店、收荒摊，凑齐了元件和材料，开始动手制作。记得线圈是我用漆包线小心翼翼、通宵达旦一匝匝绕的，线圈要求高，要整洁均匀，匝数更不能数错……真的很麻烦、很劳累，但我无比兴奋、快乐、盼望！我还给自己定了个小小的目标：当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必须让我的矿石耳机响起来，给“六·一”献礼！

记得当我爬上大桑树固定天线时，感觉天格外的大，天空中有那么多的电波在穿云破雾，有那么多的故事、音乐在随风荡漾，还有那么多的秘密和未来待我去发现……这少年时代的遐想，也是我后来读大学选择通信专业的缘故吧。

终于听到了自制耳机里传出“小喇叭开始广播啦”那熟悉而动听的小姐姐的甜美声音啦！不过，因我又长大了，更爱听针对少年的“星星火炬”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自己亲手制作的矿石耳机里听过了许多故事，增长了许多知识，培养了许多兴趣和爱好。

往事已依稀，但伴随我成长的自制矿石耳机总让我难以忘记。“小朋友们，你们好，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嗒滴嗒……”“同学们，你们好，星星火炬开始广播！”……这儿时印象中最深刻的声音至今还时时亲切地萦绕在我的耳际。

（千里）

第一次戴红领巾

回忆自己第一次戴上红领巾时的情景，恍如隔世，至今已有54年。1964年9月1日，我挎着新书包，高高兴兴地走进学校，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涯。那年我8岁。

走进校园，看到高年级哥哥姐姐们戴着鲜艳的红领巾，骄傲地穿行在人群中，我的内心非常向往。同时，有一个梦想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当一名少先队员，让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飞舞。

1965年春天的一次班会课，班主任老师边弹风琴，边教我们唱《六月里花儿香》，然后宣布，要选5个同学在“六·一”节入队。这可是第一批少先队员啊，我们个个跃跃欲试。

投票结果，我光荣当选。因为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语文、算术都是100分，又被评为了“三好生”，大家都喜欢我。放学后，我飞跑回家告诉父母，母亲很开心，奖励了我一支牙膏壳，让我到小巷中换糖吃。那糖甜了我整个童年。

1965年“六·一”儿童节，我们把小椅子搬到操场上，挺直身板，参差不齐地唱着：“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欢歌笑语，彩旗招展，阳光明媚，定格为儿童时代的绚丽图画。

典礼开始。升国旗，奏国歌。主持人宣布名单。我们在小伙伴羡慕的眼神中走上台，呈扇形排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只见高年级哥哥姐姐们手捧红领巾，向我们微笑着。一位大姐姐走向我，手脚麻利地帮我戴上了红领巾。鼓号队奏响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的心随着鼓点和旋律怦怦直跳，热血上涌，脸庞也烧得像一团火。在少先队大队长带领下，我们宣誓：“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

1965年第一次戴上红领巾，见证了我的美好童年，至今难以忘怀，挥掸不去。生活中虽然色彩斑斓，但是，红领巾永远是我生命中那抹亮色，放射出纯真、快乐和理想主义的光芒。（崔嵘）

不愉快的儿童节

“六·一”到了，那些关于儿童节的回忆不觉涌上心头。

小时候，我最盼望过儿童节了，因为那一天会收到我喜欢的礼物，比如一条漂亮的公主裙或一双精致的小皮鞋，当然还有一些好吃的小零食。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孙女，于是“万千宠爱聚一身”，每次收到礼物后，我会穿着新衣服，到爸爸教书的班级门口去炫耀我的新衣服，我很享受哥哥姐姐们投来的羡慕的眼神和赞美的话语。

不过，关于儿童节，也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记忆。记得小学二年级时，班级选了我们十多个女同学跳舞，在一次排练时，我不小心和同伴阿君撞到一起了，她二话不说把我的脚猛踩了一下，我顿时疼痛无比。心一急，扬起手在她的脸上来了一下“鹰爪功”，她大声哭叫，老师只好叫停了排练，让家长将我俩接回了家。

晚上，“暴风雨”来了！

阿君的爸妈带着她到我家来要说法。记得他们的理由是我破了阿君的相。那时，我并不知道“破相”到底有多严重，反而为自己脚疼叫屈呢！我爸二话不说将我暴揍一顿。最后，还是我伯父出面，带着阿君到医院处理了。第二天，我才发现昨天“出手”的确有点重，阿君的脸上有很明显的一个“川”字，中间那一竖刚好落在鼻梁上。

记得那个“川”字在阿君的脸上保留了一段时间。而从那次纷争后，儿童节的舞蹈表演完全与我无缘，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的儿童节，只有大合唱，我才有出场的资格。一种失落感涌上心头。

小学五年级后，阿君转校了，从此我俩再也没见过面。不知当年我留在她脸上的“川”字消掉了吗？整整30年过去了，或许她早已做了妈妈，如果有机会见到她，真想对她说一句对不起，并祝她生活愉快！（郭小雪）

“伪造”的白球鞋

与孙女一起欢庆“六·一”儿童节时，回想起自己读书时的儿童节——离“六·一”还有些日子，准备活动就开始了，虽然只是些大合唱、朗诵比赛、作文比赛之类的，却能让孩子们兴奋和憧憬许久。

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合唱前借服装。老师要求比赛时服装统一，大家都要穿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那段时间，孩子们放学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走东家访西家借服装。衣服、裤子还好说，但白球鞋着实让人为难。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穿母亲做的布鞋，白球鞋是家庭条件较好的孩子才能拥有的稀罕物。

那时，我总是借不到白球鞋，只好用白粉笔把鞋子涂白，又怕被老师发现，所以我对儿童节的憧憬里就多了些忐忑不安的情绪。到了儿童节那天，忐忑的心情很快就被侥幸和兴奋冲淡了。老师对我和很多孩子“伪造”的白球鞋，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容态度。我们穿着借来的长长短短的衣服，用颜料涂红了脸蛋，用红纸涂红了嘴唇，用毛笔画上了黑眉毛，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将要上台施展身手的“角儿”。

比赛得有输赢，结果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奖品无非是一本本子或一支铅笔，但却能让获胜者得意炫耀许久，让其他人眼馋嫉妒许久。情绪渐渐平稳下来后，儿童节才算是完整地过完了。

那时的儿童节，虽然物质匮乏，但一样快乐。（章桂云）

无法忘却的回忆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每当听到这样的旋律，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天真、懵懂和幸福的童年，特别是过“六·一”儿童节的情景更是浮现眼前：穿一双白球鞋，喝一碗冰凉虾便是我无法忘却的回忆。

每年“六·一”，我们都会参加文艺会演，这样隆重的节日，首先要准备好鲜艳的红领巾，戴红领巾是一件十分光荣的大事，儿童节前夕，更是要把红领巾洗得特别干净。除了红领巾，我们兄弟俩还会央求母亲给我们买一双白球鞋，据说是那个年代过“六·一”的标配。母亲总得提前计划，囤鸡蛋、茶叶，囤够就拿到集上卖了才换回两双白球鞋，我一双，我哥一双。

喝一碗冰凉虾，是贯穿我小时候每个夏天的梦想。但这个梦想一般都要等到“六·一”当天，因为这一天母亲才会给我们哥俩一点零花钱，我们才能吃到梦寐以求的冰凉虾。

说起凉虾，它是颇具特色的一种小吃，滑糯清爽，柔软香甜，因为形状看起来像一个个虾子而得名。取“凉夏”之意、虾之形，配入红糖水，香甜软嫩，入口冰凉。

记得在小操场的一侧，等到文艺会演结束后，大家就围拢到小摊边一饱口福。红色的大伞底下，几只桶，放着冰块、红糖水和冰凉虾，一个盆放着果冻一样的冰粉，用一块不规则的玻璃盖起来，白瓷小碗、杯子整齐地叠成一摞，几个大勺子，全部放在一张小桌子上，老板装凉虾的动作像个大厨，大勺子快速准确伸进每一个桶和盆里，小勺子舀起玫瑰糖，玫瑰糖便像黏稠的红色雾气慢慢散开。

那时候觉得玫瑰糖是有魔法的，让本来无色无味的冰凉虾变变得这么好喝，等碗里的糖水都喝光后还要拼命地用舌头舔一舔碗底，决不允许浪费现象的发生。

（龚德位）

记忆深处的儿歌

当我看见小外孙为庆祝“六·一”而准备儿歌朗诵节目时，立刻“触发”了记忆深处的回忆。那些储存犹如电影画面似的，不断地在我的眼前放映呈现。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桥》是我最早接触的歌谣，记得小时候，母亲在关照我和妹妹入睡时，常常要轻轻吟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宝宝乐得哈哈笑。”

“摇”指“摇船”，一边摇着摇篮一边唱，是把摇篮比作船，好让宝宝快快进入梦乡。我们家比较特别，我的父亲是木匠，我们家兄弟姐妹幼年时，都是在他打造的“木摇床”上，伴着妈妈的歌声入睡的。摇床轻摇，儿歌轻唱，宝宝入梦，甜美幸福不言而喻。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于四川南部小镇一个子女众多的工人家庭，爸爸妈妈养育了大哥、二哥、姐姐、我和妹妹。那时候生活俭朴，我们家除了逢年过节时，或许可以看一场小镇上放映的不花钱的“露天电影”以外，平时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当时正在上学的哥哥姐姐可以看看《少年报》上的文章，愉悦身心，而我和妹妹的娱乐活动，主要就是靠着妈妈教给我们的儿歌。尽管我们当时并不完全理解歌词的意义，但因为朗朗上口，好听好玩，很是喜欢。

在我的心里如今仍然留存着许多可歌唱、可朗诵的颇有趣味的儿时歌谣，比如《拉大锯》：“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接闺女，接女婿，还接外孙和外孙女，欢欢喜喜看大戏！”还有《小老鼠上灯台》：“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奶奶，抱猫来，吓得老鼠，哧溜一声滚下来。”

曾几何时，夏天的夜晚在瓜棚下纳凉时，妈妈喜欢安排我和妹妹在凉席铺成的“舞台”上表演节目。为了追求节目效果，有时我要演“外孙”看大戏时眉开眼笑的夸张模样，或从灯台上滚下来的“小老鼠”在凉席上翻滚几圈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我和妹妹上了幼儿园和小学，又学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儿歌，什么《找朋友》啊，《丢手绢》啊，非常适合载歌载舞。时至今日，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歌唱，一起游戏时那种欢畅淋漓的情景。

拥有儿歌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童年。时光飞逝，日月如梭。当年传唱《丢手绢》等儿歌的我辈，如今早已是年逾六旬或年岁更高的“老小孩儿”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愿儿歌作家创作出更多更好适合当今儿童需要的歌谣。（荣光友）

想起来我就偷着乐

我从小就五音不全，高高不上去就喊，低低不下来就念，开口唱歌全凭勇气，别人听我唱歌全凭胆量。

上小学时，“六·一”要举行演出，每班出一到二个节目，由老师和同学组成的评委团现场打分评奖。我唱歌跳舞都不行，对“六·一”演出也不抱任何希望。小学二年级，调来一位年轻的音乐老师，我们喊她小高老师。“六·一”前一个月，小高老师已经开始让我们准备合唱《踏浪》。小高老师说，并不是所有学生在“六·一”那天都能登上舞台，要刷下几名同学做替补。

临近“六·一”，小高老师让我们提前准备好蓝裤子、白衬衣、白球鞋，统一着装能提高评委印象分。我没有蓝裤子白衬衣，也没打算借，因为我知道自己肯定被刷下来。

“六·一”前一天，班里举行最后一次彩排，小高老师将我和其余四名同学从队伍中拉了出来。虽是意料之中的事，但看到其他同学看我们的目光，我还是感觉到了嘲笑的成分占了七分，余下三分是他们自鸣得意的兴奋劲儿。

我脸上火辣辣的，那四名同学也蔫着脑袋，偌大的教室，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无地自容。正当我站在一旁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时，小高老师把我们五人重新排到了前排，她又坐回原位开始弹琴，让我们重新合唱一次。最后她嘱咐我们说，明天一定记得穿戴好服装提前一个小时到校，她要给我们化妆。

等同学散尽，我才走到小高老师身旁，低声说，我没借到衣服。小高老师考虑了一会儿说，这样吧，要不你别站在队伍里了。

她这句话还没落地，我那颗刚从地下捧起的心又被重重摔了出去，我呆立在原地彻底泪崩了。小高老师见状，忙安慰说，哭啥呀，没服装不要紧，既然你没借到服装，那干脆你就穿自己衣服，站在队伍前当指挥得了。然后，又手把手教我如何打拍子。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我最羡慕班里的文艺委员了，因为每天下午上课前老师会让她站在讲台上打拍子指挥我们唱歌，讲台上的她挥动着双臂，马尾辫随着节奏左右摇摆，要多神气有多神气。

回到家后，我开心地向家人报告此事，母亲特意为我煮了两个咸鸭蛋庆贺。第二天一早，小高老师第一个给我化妆，黑眉毛红脸蛋红嘴唇一个都不少。演出很成功，演出完后我还舍不得卸妆，放了学带着一脸“彩”和同学到处疯跑。

后来听班主任说，小高老师怕我们不好好练习唱歌才故意说要刷下几名同学吓唬我们的，儿童节就是让每位同学都开开心心的，演出也是自娱自乐，至于名次倒是次要的。

那年“六·一”，我因没借服装竟阴差阳错“替补”当了指挥，风光了一把，现在想起来还能偷着乐呢。（雨娃）

征稿启事

每个普通人的一个故事，一段回忆，都是历史的一个碎片。大周末“个人史记”版展示的就是我们读者自己曾亲身经历的一段故事：您小时候玩耍过的坝子、长大后生活的院落，可以汇集成为一个个老地方的故事；让您难以忘记的一个人，对您人生影响巨大的亲友，可以汇集成一段段故人旧事。欢迎您将故事写下来，与更多的人分享，如果这些故事还有照片，也欢迎一并寄来。我们将挑选富有生活气息、又有时代特色的内容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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