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最基层延伸 医联体 2．0 版来了
罗蕊是孝德卫生院康复科医生，今年之前，她从未想到自己能参与华西医院每周一次的远程会诊。，向最基层延伸 医联体 2．0 版来了。
她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华西医院远程会诊，是在华西医院—绵竹医院—孝德医院医联体建立后的第一个星期。每周星期二，她可以通过三级远程会诊系统参与到华西医院的疑难病例讨论中。
“华西医院医生对病人查体非常严谨，包括每天的服药情况、身体感受等。”罗蕊说，原来乡镇卫生院的视野比较局限，康复科又属于较边缘的科室，如今通过医联体，她不仅能与绵竹医院康复科医生一起工作，还能定期得到华西医院医生的直接指导，如有疑难患者，还可以直接与华西医院的专家取得联系。“现在每天看到病房里来来往往的患者，感觉很有成就感。我个人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理念都有了明显提升。”罗蕊说，与过去“送医下乡”模式相比，新的医联体模式下，上级医院与基层医院结对更为长期，沟通更为频繁，带动了基层医院的整体发展。
“让基层卫生院医务人员得到更大的成长平台，正是我们建立医联体的重要原因。”曾任华西医院上锦院区小儿外科主任的蒋欣，已被派往绵竹医院担任院长一职。他认为，要实现患者的分流，让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留住病人，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其自我造血功能，“这也是华西医院在自身人手紧俏的情况下，依然建立直达基层的医联体的重要因素”。
对蒋欣的观点，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联体办公室主任张娜颇为赞同。她认为，大医院以多种形式与基层医院建立医联体，正是响应国家政策的具体体现。“按照国家的顶层设计，‘大病进医院，小病、慢病在社区’，只有当基层卫生机构有吸引力时，群众才愿意留在社区治疗，才能有效分流大医院的患者流，从而减轻三甲医院的看诊压力，缓解看病难。”
效果正慢慢显现。“门诊量明显上涨。”孝德医院院长张文科说，今年前4月，医院门急诊达30569人次，同比增长9.07%，出院2266人次，同比增长23.69%。
同样的变化，也在成都市青羊区苏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生。今年1月，苏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医联体联盟医院，社区医院增设了慢病管理等服务项目，不到五个月，社区医院的门诊量环比增长了10%以上。
增强基层医疗机构造血功能，最终获益的是患者。刘永东告诉记者，经过几个月的体验，他现在放心地在孝德医院随访，“有华西医院医生指导，这里的医生技术也有保障，如果有啥大问题，还可以通过‘绿色通道’转到华西医院。”
成长有些许烦恼双向转诊是医联体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目前还存在“转上容易转下难”的情况
“尽管医联体正在健康发展中，但对一些问题也不能忽视。”黄勇说，当前医联体2.0模式也遇到了一些成长的“烦恼”。
“双向转诊”不畅，是当前一个主要烦恼。从目前实施情况来看，从基层医院转入三甲医院的渠道已经顺畅，但记者也发现，“转上容易转下难”的情况普遍存在。以绵竹医院为例，今年1月至4月，危重患者通过“绿色通道”转入华西医院的有69例，而实现“上转下”的不到10%。
“患者对于上级医院的信任程度更高，此外社保报销也存在一定困难，影响了双向转诊。”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双向转诊”是医联体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张娜认为，真正让医联体模式进行下去，并发挥更好的作用，需要上级医院和下级医院“各司其职”：具有科研、教学功能的医院，其核心和重点应该是疑难病症的攻克；而基层医院，则应该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及慢病管理方面多下功夫，让患者愿意并且放心地向下转诊。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医联体的推行都较为顺利，尤其是下级医院所在的党委政府对医联体2.0模式十分认可，在政策上也给予了支持。但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与三级医院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分歧，医联体模式的推进并不顺利。
根据医联体的合作模式，有的三级医院派出人员到下级医院担任书记或者院长，具有医院管理的决策权，难免会与当地医院的人事聘用存在冲突。另外，从三级医院派出的人员，其收入由当地政府按照其在原单位收入的基础上上浮一定比例发放，而下级医院医护人员的收入与三级医院派出人员的收入之间有较大差距。因此，这也是医联体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黄勇认为，医联体建设强调的是政府主导，统筹规划，是一个系统的联动工程。需要的不仅仅是卫生行政部门的统筹安排，更要有财政、医保、编办等多部门联动形成合力，才能保证医联体建设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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