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礼乐化一方
日本东京公文书馆馆藏孤本四部文集共12本1650页
明天启《成都府志》成都市域图
胡开全/文 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
成都是一座诗意的城市，历代以来，由美景和富足引发的诗作数不胜数。明末清初连绵60年战乱，大量文献被毁，使得历史记忆变得模糊。2017年，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馆档案编研负责人、川大特聘研究员胡开全两次自费远赴日本，将《献园睿制集》（17卷）、《定园睿制集》（10卷）、《怀园睿制集》（10卷）、《惠园睿制集》（12卷）4部世界仅存的原版蜀王文集完整拍摄、扫描，结合国内留存的《长春竞辰稿》，加以研究。明蜀王的诗，对社会环境、士人生活、郊外农村景象、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美景，乃至王府内的建筑、花草树木都进行了接地气的描述。作者以陈寅恪先生提倡的“以诗证史”方法，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全景式明代成都画卷。胡开全主编的《明蜀王文集五种》已由巴蜀书社出版。
明代长卷《出警入跸图》以写实画风描绘了皇帝出行，而皇家出行的浩大声势在第九代蜀王成王的《长春赋》中也可得到印证：“君正臣贤，雍雍穆穆。出警入跸，尊崇拥簇。百备珍肴，以食以酒。饱德既醉，曷言其有。华饰之服，绘载于经。衮冕以九，准准绳绳。臣工济济，士庶绳绳。然则王者端拱无为，实乃蜀都之形壮也。”
百废待兴 “蜀秀才”治蜀
明朝成都的第一代蜀王献王朱椿(1370-1423)，是朱元璋第十一子，他带着“外卫边陲，内资夹辅”的使命，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就藩于成都。
蜀王府修建得非常壮丽，因为朱元璋认为“蜀之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壮丽无以示威仪”，壮丽的目的在于向西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宣扬和展现先进的文明，安定边疆。成都的康庄街（旧名康公庙街）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康太监督建蜀王府，按照上意，花费了四川和云南两省的大量钱财和物资，户部不满上奏皇帝，朱元璋大怒赐其自尽。待朱椿来成都就藩，发现历时八年（1382—1390）修建的蜀王府竟然如此富丽雄伟，认定应该花费那么多，康太监被父皇误判为贪污而赐死，是冤枉的。最终使得康太监沉冤昭雪，并在成都修建了“康公庙”悼念。
但当时王府外面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献王朱椿初到成都巡视，在《游江渎庙》序言里如此描述：“予到国两月始出游，城中诸寺观，兹当兵燹之后，未复旧日之观。所在宫寺十之一也。况僧徒奔走南北，而羽流更罕其人。昔之以佛以道留名于世者，我蜀中居多，今不复见矣，可胜叹哉。”宋末元初的战乱，令四川社会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元朝还没有恢复多少，又是元末明初的战乱，“兵燹”最直观的后果是，由于人口稀少，经济凋敝，有赖广大信众供养的寺观大量减少，呈现“所在宫寺十之一也”。贤能的朱椿面对百废待兴的景象，油然而生一展抱负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蜀王府几代人励精图治，一方面积极向中央申请减免地方税收和进贡的物品，另一方面延请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名师和增加教授待遇等方式鼓励文教，帮助四川多出士子，最后就是经常性捐钱建寺观、修桥，支援地方和中央的建设。
献王朱椿由此成为后世称颂的著名贤王，也是明蜀三位贤王之首。他素以文雅著称，自号好善斋主人翁，连朱元璋也称其为“蜀秀才”。他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从其《翠筠轩》所言“苕溪毓灵秀，人物多贤豪，永怀轩中士，南藩列官曹”，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后来在藩国成都，他延续了业已形成的生活情趣，“独能弃流俗，文雅涉风骚。退朝华轩下，照耀宫锦袍。”《献园睿制集》序记载，当时已经是“抚士民、宣德化，而弦歌之声、礼仪之风，溢于邦域，而被乎边夷也。”蜀王诗书礼乐化一方的作用，已经从成都扩散到西南边疆。而这种传统也得以延续，后世蜀王也喜欢结交文人，舞文弄墨。
晚稻如云熟樽酒乐长年
川西坝子是天府之国的核心区，蜀王们自然尤其关心成都的农业生产。献王朱椿刚到成都时（1390年），整体呈现比较萧条的状况。到定王朱友垓(1461-1462年以世子摄位，1463年任蜀王)时期，主要是恢复农业生产，《定园睿制集》中《郊行》一诗，记录了定王所见的成都郊外的景象：“古木寒烟外，渔歌夕照边。落霞光闪闪，归鹰影翩翩。晚稻如云熟，枫林似锦鲜。农夫收获罢，樽酒乐长年。”
“古木寒烟外，渔歌夕照边”显示明代的成都平原大树众多、水汽充足，水网密布，既利于耕种，又可捕鱼。“晚稻如云熟”显示当时农田已经成片地开垦，人口的增长比较快。而“樽酒乐长年”则显示蜀中太平年景比较长，没有战乱，没有流民，这是蜀藩比较突出的政绩。
到怀王朱申鈘(1463-1471年任蜀王)时期，仍然对农业非常关注，《怀园睿制集》收录有怀王巡视乡村的诗文《农人》：“生涯数亩田，妻子播于前。每遇秋成后，讴歌大有年。”“生涯数亩田”体现了典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社会赖以稳定的社会基础。蜀中的社会治理情况比较好，于是才有“讴歌大有年”，显示农人那种怡然自乐的状态。而等农民有了积累，自然也会思考让子女就读，自己进城经商置业等，成都整个社会在明代有自然进步的动力。
贤王辈出 树立礼乐风范
在蜀藩十三任蜀王中，有“贤王”称号的共计五位，分别是第一任献王朱椿在任45年（1378-1423）；第七任惠王朱申鑿在任21年（1472-1493）；第八任昭王朱宾瀚在任14年（1494-1508）；第九任成王朱让栩在任38年（1510-1548）；第十一任端王朱宣圻在任52年（1560-1612）；五位“贤王”总计在任长达170年，占13任蜀王总任职时间的三分之二，保证了蜀府家风一以贯之，从而有效地在成都树立起明代典范性的“礼乐风范”。
其中，第一任献王朱椿居功至伟，他与方孝孺的交往被后人津津乐道。在《献园睿制集》中收录有《送希直先生还汉中》、《赐方教授诗（三首）》、《送胡志高赴汉中兼柬方希直》、《读基命录》、《方汉中》文三篇，《赐方教授像赞》、《赐教授方孝孺一绝》等诗文。而方孝孺在与献王交往的过程中，也是非常愉快的，如《赐汉中教授二首》中第二首对比明显，方孝孺听到蜀王召唤时是“乘驷欢游蜀”，而要回汉中则是“驱车懒入秦”。遇此贤王，方孝孺也很高兴，竭尽所能为四川的文化繁荣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第七任惠王朱申鑿有意识地为蜀王府中的各个建筑注入文化内涵，教育后人，在献王家范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完善，形成自己的“惠王家范”。
明朝的历代皇帝对蜀藩一系评价甚高，如孝宗皇帝称：“蜀多贤王，举献王家范为诸宗法”，并赐蜀藩第八代昭王一首御制诗：“河间礼乐文风盛，江夏忠勤世业昌。异代岂能专美事，吾宗亦自有贤王。”皇帝称赞历代蜀王就如汉朝宗室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大兴文风、唐初名将李道宗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一样，都是辅佐社稷的贤王。
明朝四川唯一的状元杨升庵与蜀昭王、蜀成王、蜀康王关系甚好，他应蜀藩之请，为成王的《长春竞辰稿》所撰序言，称献王“自其未之分封日，则宋景濂为之傅；及其就邸，则方孝孺授其书”，在其看来，两位明初的顶尖文人对献王及后世明蜀王影响巨大。而第九任成王朱让栩又“创立义学”，加之其他善举，获赐“忠孝贤良”坊。
第十一任端王朱宣圻积极支持土地勘界和为朝廷征战提供军饷，受到御赐“忠贤懋著”坊作表彰。这些“忠孝”和“忠贤”的牌坊，配合壮丽的蜀王府，成为明代成都最亮丽的文化地标。
直到万历年间，蜀藩都是明代各藩府中财力最为雄厚的一支，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得到了印证。杨升庵任职翰林院时曾被派遣到成都祭明蜀王陵，在《祭蜀王文》中赞叹蜀藩为“天下之首，莫之与京”，中期的名臣谭纶曾在奏折中称“蜀府之富甲于天下”，明代陆釴在其《病逸漫记》中认为，藩王中“蜀府为最富，楚府秦府次之”；张瀚到过成都后，在其《松窗梦语》中写道“城中为蜀王府，其富厚甲于诸王”。
蜀王府的富，并未造成蜀中百姓的穷。这一方面是四川只有一个藩王府，而且蜀藩子嗣一直不多，占全川财政供给并不多。另一方面，在明朝200多年中，明蜀王作为成都的主人，不断利用自己的影响向朝廷申请减免四川的税赋，增加四川士子科举中弟的名额，从而达到“以诗书礼乐化一方”的效果，成都城和百姓生活可以用“少城一曲浣花溪”来形容歌舞升平的景象。
新闻推荐
议论风生我们不应提倡以牺牲自我或家庭的方式来收养流浪狗抑或从事其他的公益活动。拥有爱心是值得称赞的事...
成都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成都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