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化宫 年轻人的娱乐胜地
看电影人头攒动
文化宫游人如织
露天舞会乐队伴奏
温志航/文 市文化宫供图
曾位于成都闹市区提督街61号的 “老文化宫”，旧时是四川省提督署衙门，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称“中山公园”，1950年扩建为“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是西南地区第一所文化宫。这里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是经济文化中心，更是年轻人的娱乐胜地。随着城市建设发展，2005年1月31日老文化宫拆除。2008年5月1日，位于青羊大道129号的新文化宫正式对外开放。坝坝电影的人山人海、露天舞池的翩翩身影、卡拉OK演唱会的喝彩掌声……上世纪成都人精神生活的点滴画面，有的以新的方式在新文化宫延续下来，比如每周六上午的室内公益电影、下午的周末舞会；有的则随着老文化宫的拆除，成为了历史符号。
城市绿洲 我们的精神家园
文化宫大门左侧是电影院售票处，右面是门票售票处，每票2分，工会会员凭会员证免票入内。公园小巧，花树环绕，亭轩错落，回廊曲折，万年青把路道装点得郁郁葱葱，展览馆右侧、电影院面前有一个略带西式风格的喷泉，造型十分优美，喷泉分三股喷出，跳珠溅玉，倾洒在池塘上赏心悦目。这里游人如织，园内宽大的玻璃橱窗贴满了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大幅照片，展示先进事迹。他们爱岗敬业，脸上洋溢着一种自豪感。那时候，劳动模范地位很高，人人尊敬。我的岳父作为市劳动模范，曾荣获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奖励，多年后讲起此事他依然眉飞色舞。荷花池后面的白色大楼是电影院，电影票2角5分钱一张，最新电影几乎场场客满。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张艺谋曾经携《一个也不能少》剧组亲临，场面空前火爆。
文化宫进门左边的灰色大楼三楼是文艺科。每月定期开展文学活动，大批成都职工文学创作协会的作者在此切磋。这里的《工人文学》编辑部曾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职工作者，其中龙郁、林文询、黄万里、邹自立等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诗人。这里还办过美术展，我记得沈道鸿的油画《供电工人架线忙》就在这里展出。每逢春节，文化宫里还挂满花花绿绿的谜语长纸条，由文化宫图书馆灯谜专家郭金华出题。游园猜谜吸引游人在此驻足，猜中有奖。
看体育比赛也是一乐事。文化宫进门右侧的灯光球场，是四川男篮最早的主场，后来改建成成都工人体育馆，举办各种大型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进大门左侧则是工人剧场。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市曲艺团相声队在此演出，一块五一张的门票竟然被炒到十五元。那年刘晓庆回到成都，工人剧场更是挤得水泄不通。我在这里还看过景岗山、万山红等人的精彩演出。随着城市建设，文化宫迁至青羊大道129号，其外观造型新颖别致，取意岷江“山、水、船”意象，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与金沙遗址交相辉映，充分体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品质，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而老文化宫的点滴则储藏在我们的记忆里。
坝坝电影挤破头 《刘三姐》一票难求
我小时最喜欢到文化宫看露天电影，票价5分。看电影的人非常多，临时拉起的银幕前黑压压全是人头，下午就用小木凳，甚至鹅卵石和红砖占位子。因为总是挤不进人群，只能远远眺望，于是我跑到银幕后面去看，虽然影片中的人物看起来全是左手握枪、左手吃饭，很是怪异，但丝毫不影响观看兴致。我在这儿看了《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地道战》、《洪湖赤卫队》、《董存瑞》、《怒海轻骑》、《黑山阻击战》、《柳堡的故事》、《红孩子》、《女理发师》等数十部经典电影。小伙伴都喜欢看战争片，当千百门大炮昂首齐吼，顿时天在摇，地在颤，天地似乎要裂开了，大家鼓掌！当枪口吐着红红的火舌，子弹打得像下雹雨一般，董存瑞举起炸药包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大家鼓掌！当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活捉座山雕时，大家鼓掌！当韩英带领洪湖赤卫队消灭白板会和保安团取得胜利时，大家鼓掌！
上世纪70年代，陈婆婆在文化宫当电影售票员。她清楚地记得放电影时的人山人海，“一张电影票5分钱，都是过抢的，遇到《卖花姑娘》、《刘三姐》，外墙的窗户都要挤烂了！”《刘三姐》上映时，陈婆婆忙惨了，眼前全是密密麻麻拿着角币和分币的手，为了不给错票，她左手抓住买票人不放，右手收了钱后再将票放到人家手中。她还记得清《刘三姐》一共卖出7000多张票。
72岁的姚滨当年住在暑袜北一街，距离文化宫只有两三条街，小时候常跟着大人去那里看电影。“哎呀那个阵仗！里里外外都是人，黑压压一片，根本挤不进去。我爸就把我举起来，放在肩膀上挤进去。”姚滨见过最拼的观众，直接爬上银幕旁的大树上，脚踩树杈手扶枝丫，雄赳赳气昂昂看完整场电影。无论人群多么喧哗，只要一道光打到幕布上，全场立马清风雅静。
露天舞会卡拉OK 引领时尚风气先
上世纪80年代初，港台流行音乐“吹”进盆地，交谊舞随之复苏。滨江河边有人拿着“饭盒”式收录机放歌，三五成群和着节奏跳舞。后来队伍慢慢扩大，1983年文化宫将原来的溜冰场改为坝坝舞池，文化宫工人艺术团乐队担任演奏，小号、小提琴、单簧管样样都来。除了演奏世界名曲，邓丽君、凤飞飞的歌最受欢迎。那时的舞池实在简陋：室外露天、水泥地、木板搭台，白炽灯刚够照明，后来才添置了小彩灯。虽然硬件设施差，氛围却爆表。青年人是露天舞会的主力军，“一场起码五六百人，经常跳着跳着就撞到了。”郜宇回忆说：“那阵的九眼桥还是些偏偏房子，文化宫才是年轻人的娱乐胜地。”
文化宫的露天舞会下午、晚上各一场，每场2小时。郜宇回忆说：“特别是晚上那一场，人特别多，很多人一下班就急匆匆骑着自行车往文化宫赶，晚了没票！”郜宇发现，买不到票的只得在场子周围跳“巴片”（过干瘾）。当时住在冻青树街的朱建西经常去文化宫露天舞会，门票从最初5角一张后来涨到3元，而“黄牛党”更将票炒到了5元。还有一点朱建西印象深刻，晚上9点散场后，黑压压的人群撤离文化宫，人多车也多，光是找自行车都要花好一阵工夫。露天舞会火爆，人民公园、建工俱乐部等也迅速跟进。抢手的乐队一天要跑两三场，一场至少可以挣两块钱。那个年代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元，乐队演奏一月下来可以挣上百块，一下成了高收入群体。
上世纪90年代初，无乐队伴奏的卡拉OK风靡起来，文化宫的“广场卡拉OK演唱会”又出名了。那时，成都市文化宫文艺科科长唐杰是“御用”主持人。他保留着一个暗黄的工作笔记本，记录了当时的盛况：1990年7月27日晚上，第一场卡拉OK演唱会开场。表演采取现场报名方式，两名工作人员一个登记信息，一个发写有数字的纸飞飞，确定登台顺序。时间限定为2小时，登台人数控制在25人。为了抢名额，有人提前一个小时就来排队，报名的桌子一摆出来，号就抢完了。刚开始准备的伴奏带有限，很多人就自带磁带。那时候“四大天王”最火，刘德华的《忘情水》、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翻来覆去一个晚上要唱两三次。原本广场卡拉OK演唱会只是在7月到9月每周五、六、日，供市民消夏娱乐，可大家越唱越带劲，就变成了每周的保留节目。每到周末，文化宫人头攒动，场场观众近千，广场上都挤不下了，但就算被挤到了大门口，观众也不愿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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