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中医博士乡村行医17年 “黑求恩”免费治疗打动岳母
迪亚拉在乡村给患者看病
来自西非马里共和国的迪亚拉大夫无论在哪家医院坐诊，一开始都会面临无病人可看的窘况，但他凭借执着的态度和精良的医术慢慢地获得了病人的信任。
作为首个获得中医博士学位、博士后证书的外国人，迪亚拉到中国学医、行医已有33年，除了在医院坐诊，他坚守乡村行医17年，为村民治疗艾滋病、麻风病等疑难杂症；后来他扎根西南地区，长年致力于培养乡村医生，至今已培养出村医5000多名。
日前，“第二届世界华人文明交流互鉴经典案例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非洲博士迪亚拉的中医梦”获评为海外友人特别贡献经典案例。迪亚拉博士表示，他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每一个医生都肩负着救死扶伤的责任，不分国籍、民族和职位，哪里的生命有需要你就应该去到哪里。”
迪亚拉把自己的中医造诣归功于当年在广州求学时打下的良好基础，迪亚拉笑称，“以前我们学校离越秀公园近，我经常会去那里，广式茶点也没少吃，但这么多年我最爱吃的还是广州的河粉。”如今，53岁的迪亚拉有一半时间在成都市一家中医院作为特聘专家看诊，另一半时间则在云南继续他的公益活动。
不远万里到中国求学
迪亚拉的家乡非洲马里共和国距中国有一万多公里。他于1964年出生在一个西医世家，父亲是当地一家医院的院长，也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会员，受家庭的熏陶，迪亚拉从小就对学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4年，迪亚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马里医学院全科专业，并获得了到中国留学的机会。
到了中国北京，迪亚拉决定放弃学习西医的机会，改成学中医。“我认为既然来到了中国，就应该学习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中医自成体系，博大精深。”迪亚拉说。
要想学中医，首先必须过语言关。迪亚拉先在北京学了一年半的中文。随后经人介绍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始系统性学习中医，但第一学期的医古文他只考了40多分，不及格的成绩给了他很大的打击。
当时班上有八个外籍留学生，最后只剩下两个，迪亚拉是其中一个，其他全都因为坚持不下去退学了。但迪亚拉下决心要学好，当时他把能够和医学古文或者和中医挂钩的工具书几乎都买了。买回来后天天翻，天天背，还整天跟在一个班里成绩最好的同学后面，不懂就问。课余时间他看中国古装剧，听古戏，逛博物馆，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中国文化，迪亚拉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研究中国文化上。
本科毕业后，迪亚拉的祖国给了他奖学金想让他回去工作，但迪亚拉觉得自己学到的知识还很匮乏，最后通过了研究生考试，继续在广州读研。
扭转“无人看病”的窘境
迪亚拉研究生时期读的是临床医学，边读书要边跟随老师出门诊，这就为他带来了新挑战，因为实践中不仅要有过硬的技术，还要根据广州的实际，用粤语与病人进行交流。“当时因为要跟病人交流，不会说粤语很麻烦，所以我学了一点粤语。”
但实际情况比他想的还要糟糕。他负责做针灸，又是个黑人大夫，刚开始到医院看病的老广们都没人敢冒这个险，这也让迪亚拉很是尴尬，每周连续五天都无人问津。“当时科室里有两个医生，另一个医生是本地人，来找他的病人天天排长龙，而我这边就没人愿意来看病。”
迪亚拉并没气馁，他利用周末的时间跟随老师去佛山和肇庆等地义诊，积累了很多的实战经验；有一天，一个老太太火急火燎地到医院来看病，由于没时间排长龙，她给了迪亚拉一次机会，而迪亚拉也牢牢把握住了，“她看上去很着急，我就认真为她诊断，并为她扎针，结果第二天她又带了一个人来给我看病，说是我扎的针有效果，所以我那个星期里破天荒地有了两个病人。”从此以后，认同迪亚拉的病人越来越多，无病可看的窘境也被扭转了。
研究生毕业后，迪亚拉成功通过了成都中医药大学的考试，开始自费读博，并在1994年顺利成为首位外籍中医学博士。
“对医生来说，要把每一个病人当成第一个病人看待。”如今自己名声在外，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迪亚拉鞭策自己继续在中医的道路上继续努力。2015年，迪亚拉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获得博士后证书，成为我国首位外籍中医博士后。
扎根偏远乡村行医17年
受父亲的影响，迪亚拉从就业伊始便树立起要当一个医生的信念。从2001年开始，迪亚拉作为志愿者来到云南省红河州，这是他第一次深入走进中国偏远的乡村，他才发现那里乡村医疗资源很差。
他深感在这些地方，有自己的村医是多么重要。迪亚拉一己之力太渺小，要培训更多的乡村医生才行。但乡村医生都来自偏远山村，他们的培训班不仅包揽了学员们的所有费用，培训结束后，他还会赠送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表，甚至还有白大褂、医书、药品和一些文具，方便他们回村看病。
除了提供医疗援助，迪亚拉也竭尽所能为大山里的村民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村子里饮水困难、不通电……遇到这些问题，他也帮忙想办法解决。
坚守乡村行医17年，迪亚拉走访了无数的乡村，先后培养了村医5000多名。为了方便继续开展公益事业，迪亚拉更是举家在云南定居了下来。如今在云南红河州6个老少边穷县，90%的村委会都有了自己的乡村医生。
免费治疗打动未来岳母
迪亚拉来中国不仅学会了中医技艺，还收获了爱情。他在成都读博士期间认识了后来的太太杨梅，并于1997年完婚。说起与太太的缘分，迪亚拉微笑中带着些许羞涩，“我和她是在教堂里认识的，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常常一起去公园里聊天，慢慢地就熟络了。”今年刚好是他和太太结婚20周年，他们在暑假期间一起回了成都，把恋爱时去过的地方重游了一遍。
谈起自己的岳父岳母，迪亚拉很开心，“最开始他们是反对自己女儿嫁给一个黑人的，后来我锲而不舍地上门去拜访，并帮我岳母免费看病，他们最终被我打动了。”如今迪亚拉跟自己岳父岳母关系很好，不时聚会、打扑克。“我刚开始融入四川文化有点不习惯，现在已经适应了，也能跟他们摆龙门阵。”迪亚拉说道。
迪亚拉在乡村给患者看病
迪亚拉夫妇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儿子今年刚高中毕业，女儿也已经上了小学四年级。迪亚拉对于自己的儿女也疼爱有加，现在他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要回到成都工作，但无论再忙，他每周都会回去昆明跟家人共度周末，对于他来说，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都应该留给家人。
谈及为何钟情于中医，迪亚拉说，中医非常独特，蕴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也最符合自己的理念。
行医多年，迪亚拉也有自己的原则。“爱病人如同爱自己。一切以治好病人为宗旨，不以牟利为目的。”
谈及未来，迪亚拉说在非洲推动中医的发展是自己努力的方向。他计划把在非洲学过中医的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集科研、教育、医疗于一体的诊疗中心，像在中国培养乡村医生一样，在非洲开展培训。
对话：
我没办法与白求恩相提并论
广州日报：你自学了多种中国方言，语言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吗？
迪亚拉：天赋可能有一点吧，但更多的还是后天的努力，我当年确实学了很多方言，有些后来长时间不说也忘了，但现在跟病人交流的时候他们说方言我还是可以听得懂，现在我儿子和女儿也会说好几种方言了。
广州日报：出名后，每天慕名而来的病人是否让你应接不暇？
迪亚拉：在成都确实会有很多病人去找我看病，有时真的会接待不过来，所以后来我就去了病房，不出门诊了，但有些病人还是会通过电话和微信向我询问病情；我一般上班时间不接电话、不看手机，下班后才回复，有一次下班回到家打开手机，竟然有两万多条微信找我。
广州日报：外界将你比作“黑求恩”，你有何感想？
迪亚拉：从功劳的角度讲，我没办法跟他相比，白求恩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医生，他在最艰难的时期能来到中国，这种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精神非常了不起；从医学领域讲，他学西医，我学中医，也不具备可比性；而中医讲究阴阳，他是白种人，我是黑种人，白与黑就像阴和阳，唯有从这个角度上我才敢接受这个称号，但在功劳上我永远比不上他。
广州日报：到中国这么多年，觉得中国变化大吗？现在还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吗？
迪亚拉：中国这三十年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现在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好；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还是会有人用不同的眼光看我，但是现在中国人都变得越来越友好了。
广州日报：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未来还有什么心愿？
迪亚拉：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就在两个月前我女儿拿到了中国的身份证，这让我很欣慰；心愿就是希望以后像我们这种常驻中国的外籍人员的签证手续可以简化，一直以来我每年都要办一次工作签证，挺烦琐的，如果以后能申请到长期居留许可就最好了。（原标题：“黑求恩”迪亚拉 首个外籍中医博士 在中国乡村行医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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