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只剩“眼疾”，手也快不起来了

大周末说

我对自己有一种恶趣味。

就是偶尔，在聊起近视这个话题时，我会先让其他人挨个报自己的度数，然后说，噢。大家就会急吼吼地问，你多少度？我把身子往后一靠，吐出这个数字：900。大家就要啧啧啧。

其实我不止900度。如果要进行严格的验光，可能会是四位数。

我是小学四年级开始戴眼镜的。10岁的小姑娘，瘦成排骨，脸上蜡黄一层皮，门牙很大，架一副塑料眼镜儿，真是说有多丑，就有多丑。

我对小学记忆深刻的画面是：几近黄昏，数学老师还在拖堂——那时我们的老师真是兢兢业业，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掏出来，让孩子吃下去。那时也还没有收费补课，所以常常地，要拖堂。满黑板的应用题，我们要先抄写在本子上，再解答。教室里很安静，只剩下老师用粉笔写字的声音。我什么都看不见，只能跑到第一排，蹲在地上抄，抄完了，脚也麻了，站不起来。

我那时是一个好孩子。唯一的焦虑就是近视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不走路看书，从不躺着看书，不打游戏，不爱看电视。我每天坐在书房里，腰杆挺直的写字，每半小时看一次绿植，每2个小时眺望一次远方……教科书般的姿势仍然救不了我的眼睛。它每年都看不清楚更多的E。

看不清楚所有的E啊，无论怎么样睁大，眯缝，怎么样使劲眨巴眼睛，让它变得湿润——湿润了的眼球，在某一刻就会变得异常清晰，但是只有那一瞬，一瞬过后，就又糊了。

我们家的长辈常常对我说，你小时候，眼睛又黑又圆，像两颗葡萄，哪像现在……可惜得不得了的样子。10岁，我就开始了漫长的对抗近视的人生。

那个时候，但凡有什么东西热起来了，就会热遍整个社会。各种治疗近视的手段和三勒浆脑黄金一样，一度是全社会的热点。

一开始是一种叫小孔眼镜的东西，每天戴三次，每次一刻钟。其实就是塑料做的黑色片片，不透明，中间几个不知道什么规律分布的小孔，针尖一样。戴上这玩意，只能从那些个小孔里看世界。

接着流行在耳朵上敷药。半厘米见方的小胶布，每一块胶布里，放一粒黑色小药丸，密密麻麻贴在整个耳廓上。那时你只要在大街上看见有小孩子耳朵白花花一片，就知道他是个可怜见的近视眼。

当然，也没什么鬼用。

再后来，各门派都发展出治疗近视的气功——我的父母还是知识分子呀,也是病急乱投医。

每个月我要坐长途汽车到成都，在一个医生家里进行气功治疗。每次大约要2个小时。大师在我的眼眶、眼珠上用各种手法按摩，辅之以气。每次治疗之前都要测视力，治疗完毕，再测一次，竟然真的会有进步！后来想也许自己做2个小时的眼保健操也能瞬间提高一点吧。

由于这次的治疗，我摘掉了眼镜，但半年过去了，视力并未提升。15岁的我重陷模糊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迟钝的人。“眼疾手快”是形容做事机灵敏捷，然，一旦只剩“眼疾”，人对外界的感知就迟钝起来。我不明白。

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全民对治疗近视这件事情的热情，消退了。有的人比如我，戴上了隐形眼镜，有的人则去动手术。人们一个个走在大街上，神清气爽，科技摘掉了他们的眼镜，也摘掉了思想包袱。

你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很久没有在任何影视作品里听到“四眼儿”这个词了？“眼镜儿”是不是也从略带调笑的意味变成了一个完全中性的词？就像“师傅”“老板”“服务员”一样，只是一个分辨彼此的身份符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近视眼融化在了茫茫人海中，不再被特别对待。不是因为司空见惯，是因为做父母的有更多更大的焦虑。不是不再人以群分，而是这个世界漂浮着更多更杂的身份标签。

我的同事张三丰从小弱视。他戴500度的近视眼镜但是只能看到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张三丰视力之差，读书之多，情绪管理之高级，都是我熟人里面的极限。也许是视力让他看起来行动迟缓，整个人和这个世界有一种游离感。世界转三圈，他可能只能赶上一圈半。他的糟糕的视力夸张了他的动作，拉长了动作的时间。

他现在成为了“大家”。他的妙是色中见空，憨厚又剔透的。我总结这是他视力不及常人的缘故。

有一次他为大学者任继愈的讣闻取标题。任公右眼患疾，左眼视力也极差，精通哲佛史学，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8载。张三丰坐在电脑前，缓慢敲下这排字：他用0.01的视力，看清整个世界。这标题我至今仍记得。（潘媛）

（相关内容详见明日“大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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