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书馆里长大
□席商尔（四川）
当我讲自己是在图书馆里长大的，大家或许会觉得我有些许矫情，但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在我对图书馆的认识中，按藏书量大抵可以分为两种类别：公共图书馆以及家庭（私人）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供公众使用鉴阅，藏书量巨大；家庭（私人）图书馆供家庭成员鉴阅，藏书规模较之于公共图书馆要小一些。
父亲是一位作家，阅读和写作是他的日常功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便开始不断购书，九十年代初来成都工作后，先后搬过几次家。与旁人搬家有所不同，伴随父亲搬家的还有大量的书，从第一次搬家的几千册，到最近一次搬家的两万余册，父亲曾多次笑称，真是“孔夫子搬家净是输（书）”。将如此海量的书，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仅归类整理书籍，就耗费了父亲大量时间。有时，我一个人在家中，静静地望着镶嵌在四壁的顶天（天花板）立地（地板）的书柜，以及书柜中像阅兵方阵一样整整齐齐的书籍，深知要搜集这么多书，远非一年半载就能完成。这些书从全国各地的实体书店（新华书店、个体书店），及当当、京东商城、亚马逊等网上书店跑步集合来到我们家，耗费了父亲大半生的心血。在八十年代，父亲为了购得其中一本书，甚至不惜拿出半个月的薪金。这样日复一日的积累，才集得这般数量的书。我在心里不止一次感激父亲，因为这些书，让我们家有了不一样的人文景观。
书籍是我儿时记忆的钥匙。儿时的书籍能打开通向自己过去的鲜活的记忆之门，看到这些书，我不一定能够完整地想起其中的内容，但却能够回忆起阅读这些书时，我身处家中的具体位置，以及阅读前与阅读后，自己在干些什么。想起当年我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看到书的刹那，当年的光影便历历如在目前。这一点是书以外的事物所难以办到的。书能帮助我们打捞并珍藏记忆。
当年的我作为一个少年，自然喜欢跟小伙伴们嬉戏打闹，但在没有小伙伴的午后，陪伴我的就只有家中数不尽的图书。曾担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让我得以从一个新的温暖的角度打量家中的图书。心想，自己能天天置身书海，与书相伴，是多么幸福和美好。其间的一本本或泛黄或崭新的书给了我思想的启迪，独处的享受，难以言喻的快乐。我清楚地记得在那古典的红木沙发上所耗去的一个个下午，就像记得我读过的每一本书那样清晰，但我之所以还记得那些沙发上的一个个下午的时光，乃是因为我所读过的那些书中的内容。
无论是在搬家前还是在搬家后，每当一箱又一箱的书被寄到家里来时，我都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当一箱子书被拆开的那一瞬间，里面静躺着的一本本书有如古时遗落的宝藏，其间散发着纸浆和油墨的芬香，那或朴素清新或前卫时尚的书封散发着诱人的光芒，牢牢抓住了我的目光。拆书箱是我一直喜欢做的事，许多时候都由我代替父亲拆开，去做家里第一位和它们打招呼的主人。有时想，那一本本书能来到我们这样爱书的家庭，也是它们的造化，是它们不错的归宿。
记忆中最强烈的阅读经历是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深河》带给我的。我清楚地记得是在家里书房的一个晚上，昏黄的灯光，环绕着的书柜——其间是分类有序的书，仅有的一面未被书柜占据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油画，茶杯中曾经喧闹的翠绿的茶叶似乎已经熟睡。我接触到《深河》这本书并非通过别人的介绍，而是在家中的藏书中自己慢慢寻来的。当我发现《深河》时，它静静地坐在靠门书架旁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不知为什么，我抽出了夹在书丛中的它。这本书看上去并不厚，我独自坐在书房，在少年时代的私密气氛中，随意翻开了它的第一页：“他茫然望着冬季黄昏的灰色天空，又听到外面叫卖烤番薯的声音：热乎乎的烤番薯。”
我如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一般幸运，自小得以在拥有大量藏书的书香世家长大，被灌输以良好的知识，这是与旁人所不同的。我在图书馆中长大，整日与迷人的书籍为伴，它们铺就了我成长的路，是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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