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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角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工业化进入新阶段对那些与这

成都商报 2016-01-13 18:22 大字

专家视角 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工业化进入新阶段,对那些与这一阶段相适应的产业来说,就是机遇。抓住工业经济新机遇才能赢得未来,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城市更是如此。 ——李佐军

对民意的吸纳能力,对民怨的化解能力,是检验施政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祝华新

成都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具备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的基本条件。——陈光

抓住工业经济新机遇 成都未来更美好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佐军

成都商报:在今年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工业强基行动,加快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您怎么看工业经济在实体经济中的地位?

李佐军: 工业经济在经济体系尤其是实体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首先是市场需求决定的。工业产品还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社会离不开工业产品,发展什么产业需要市场说了算。其次,中国的工业化还远没有完成,处于“中后期阶段”,即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第三,农业也好,服务业也好,都与工业相互依存,相互配套,相互支撑。很多服务业因工业而生,没有工业支撑,服务业也难以持续发展。

成都商报: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工业经济?怎样理解先进制造业的“先进”二字?

李佐军:在这个新阶段,工业经济必须适应新的趋势和潮流,一是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要求;二是绿色低碳的世界潮流;三是消费结构的升级方向,包括更高档次,更多功能等;四是政府政策鼓励的方向等。

随着工业化进入新阶段,往往可以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对那些与这一阶段相适应的产业来说,就是机遇。抓住工业经济新机遇才能赢得未来,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城市更是如此。

成都商报:怎样才能抓住工业经济新机遇?

李佐军:就是要搞好改革、转型和创新。归根结底,发展工业经济,由市场需求说了算,由消费结构说了算,也由本地的竞争优势说了算。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地方如果有一批优秀企业和一批优秀企业家,如果政府能够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商业环境,利用全世界的市场和资源,就可以抓住工业经济的新机遇,把先进制造业搞起来。 成都商报记者 付克友

政府报告首提“民怨” 是执政理念的一大进步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祝华新

成都商报:成都市人民政府在提交本届人代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围绕“民怨”开展工作。您认为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

祝华新: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民怨”概念,是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的一个进步。“民怨”二字,体现了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优良政治基因,也是中国传统亲民、爱民、仁政思想的现代光辉,更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公共政策的价值在于得到公众的认可,畅通民意表达是地方政府提高公共决策质量的重要途径,对民意的吸纳能力,对民怨的化解能力,是检验施政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

成都商报:“民愿”和“民怨”是一种什么关系,如何通过政府工作来化解民怨?

祝华新:顾名思义,“民愿”是民众的愿望,“民怨”则是指民众的怨言。民众的愿望既包涵美好愿景,也有对不满意现实的改进诉求。如果改进诉求得不到积极回应,“民愿”就会演变成“民怨”。如何及时发现并减少民怨产生,这就需要做好舆情监测,及时地发现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矛盾,发现那些苗头性、趋势性的问题,做好预案,妥善解决。

成都商报:那么,政府该如何准确地了解民怨、监测舆情,妥善调和各方面的利益诉求?

祝华新:互联网是了解“民愿”和“民怨”的一个重要平台,是倾听民意的一个很好的通道。政府既要轻点鼠标,推进“网络问政”,把网络帖文视为社情民意的风向标,也要迈开双腿下基层,了解各方群众的生活实际和利益诉求。

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充分吸纳民意表达。政府对“民愿”需要择善而从,需要警惕“民粹”裹挟、绑架政府决策,用局部利益影响整体利益,用短期利益影响长远利益。

成都商报记者 朱达志

创新创业 成都发展的 “核动力”

■西南交大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院长 陈光

成都商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实施创新引领行动放在了六大行动之首。如何看待创新对城市发展的价值?

陈光:创新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之一,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在中国的众多城市中,成都在科技创新的能力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具备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的基本条件。

同时,成都也面临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市场主体活力释放的现实。成都的产业需要从传统的投资等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成都商报:如何激活高校、科研院所在创新引领中的作用?

陈光: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开展科技成果“三权”改革。 我认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由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应该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接单位、项目组和职务发明人,可以探索 “三权合一”和“混合所有”制度,激励创新者自主决定科技成果的合作实施、转让、对外投资和实施许可等转化事项,并合法确定相应收益。

成都还应该创设保障创新者合法收益的制度。出台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相关规定的实施细则,鼓励研发团队负责人为实施成果转化发起成立公司,并在公司控股或成为大股东。建议职务发明成果在蓉实施转化或转让的,其50%以上净收益可用于奖励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科技成果转化做出贡献人员。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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