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撒文明的火种
□范光耀 本报记者 江潇
12月3日，西区格里坪镇大麦地村。不远处，朗朗的读书声传来，成为大麦地村最悦耳的声音。循声望去，绿树掩映下的学校，白墙青瓦，窗明几净。三年级的教室里，一名约四五十岁的老师在教孩子们朗读课文。
这名教师叫丁付才，傈僳族人。31年春去冬来，1万多个日出日落，他始终坚守在大麦地村的村小里。
“我们的后代谁来教？”
大麦地村海拔1800米，住着80户人家330人，其中90%是傈僳族。由于地处偏僻的高海拔山区，这里的村民大部分没念过多少书。
丁付才深知没文化对村民生活的影响，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暗下决心，要为乡亲们做点事，要教孩子学文化，不让他们世世辈辈当“睁眼儿瞎”。
1981年，初中毕业的丁付才毅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挑起了村小的重担。当时，一名民办教师每个月的工资才30多元，无法支撑一家5口人的生活。家人、亲戚百般不解，都劝他说：“你是咱们村的知识分子，其他人都到城里找工作，你何苦要呆在山沟里呢？”丁付才却说：“有点儿知识都跑了，我们的后代谁来教啊？我得留下来让孩子学点文化。”
这位傈僳族汉子话语不多、简单朴实，但认准的路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他要在高山上播撒文明的火种。
“丁付才从教的31年来，先后有十几位老师来到这里，都因为无法忍受交通的闭塞、生活的艰苦和寂寞，长则几年，短则数月便下山了。”大麦地村党支部书记李明法说。
“双语”教学破坚冰
“刚刚入学的傈僳族孩子根本不会说汉语，而我们的教材全是汉语课本，不会说汉语就意味着无法进行汉语交流，就无法进行汉语教学。”丁付才说。
语言障碍犹如一堵坚冰挡在了路上，怎么办？
当孩子们到学校的第一年，丁付才都要进行双语教学，逐渐引导学生规范学习汉语。“第一学期难一些，娃娃们适应汉语要有个过程。”
除了在课堂上教，在课余时间，丁付才也会一句傈僳语一句汉语地教孩子们。“这是个细活，急不得。”丁付才告诉记者。
经过丁付才的不懈努力，大麦地的孩子学会了说汉语，学会了写汉字。目前，大麦地村的中青年全部脱盲，大麦地村文化落后的局面慢慢地发生了改变。
“丁付才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他就是村里的文化带头人。”李明法说道。
丁付才深知光有教好书的热情是不够的，还得要有教好书的学识和技能。他克服起点低、基础差的困难，一边教一边学。1989年10月，他取得了小学教师专业合格证；2005年7月，他又获得成都教育学院小教专业的大专文凭。2007年7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向组织提出请求
“我会在这里一直干下去，一直到自己干不动为止。”2010年教师节前夕，西区有关部门负责人看望丁付才。这一天，丁付才大胆向组织提出了一个请求，“我的小女儿今年大学毕业了，她既懂傈僳族语言又懂汉语，而且是大麦地村唯一的大学生，我想让她继续为大麦地村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让丁付才揪心的不是女儿的工作，而是校园里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一想到孩子，他就夜不能寐。他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将曾经在教学岗位上工作两年，已远嫁他乡的大女儿喊回山村，和他一道继续承担起山区少数民族的教育工作。
“党的十八大让我对中国教育的未来充满希望。”丁付才说，报告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加强社会建设的六项任务之首，明确今后教育发展的方向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有用之才，这对全社会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
长期与农村的孩子们在一起，每当看到孩子们在高中阶段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坚持学业，他感到很担扰。“希望能在农村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我在教育一线工作多年，农村高中生流失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丁付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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