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播撒文明的火种

攀枝花日报 2012-12-11 07:29 大字

□范光耀 本报记者 江潇

12月3日,西区格里坪镇大麦地村。不远处,朗朗的读书声传来,成为大麦地村最悦耳的声音。循声望去,绿树掩映下的学校,白墙青瓦,窗明几净。三年级的教室里,一名约四五十岁的老师在教孩子们朗读课文。

这名教师叫丁付才,傈僳族人。31年春去冬来,1万多个日出日落,他始终坚守在大麦地村的村小里。

“我们的后代谁来教?”

大麦地村海拔1800米,住着80户人家330人,其中90%是傈僳族。由于地处偏僻的高海拔山区,这里的村民大部分没念过多少书。

丁付才深知没文化对村民生活的影响,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暗下决心,要为乡亲们做点事,要教孩子学文化,不让他们世世辈辈当“睁眼儿瞎”。

1981年,初中毕业的丁付才毅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挑起了村小的重担。当时,一名民办教师每个月的工资才30多元,无法支撑一家5口人的生活。家人、亲戚百般不解,都劝他说:“你是咱们村的知识分子,其他人都到城里找工作,你何苦要呆在山沟里呢?”丁付才却说:“有点儿知识都跑了,我们的后代谁来教啊?我得留下来让孩子学点文化。”

这位傈僳族汉子话语不多、简单朴实,但认准的路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他要在高山上播撒文明的火种。

“丁付才从教的31年来,先后有十几位老师来到这里,都因为无法忍受交通的闭塞、生活的艰苦和寂寞,长则几年,短则数月便下山了。”大麦地村党支部书记李明法说。

“双语”教学破坚冰

“刚刚入学的傈僳族孩子根本不会说汉语,而我们的教材全是汉语课本,不会说汉语就意味着无法进行汉语交流,就无法进行汉语教学。”丁付才说。

语言障碍犹如一堵坚冰挡在了路上,怎么办?

当孩子们到学校的第一年,丁付才都要进行双语教学,逐渐引导学生规范学习汉语。“第一学期难一些,娃娃们适应汉语要有个过程。”

除了在课堂上教,在课余时间,丁付才也会一句傈僳语一句汉语地教孩子们。“这是个细活,急不得。”丁付才告诉记者。

经过丁付才的不懈努力,大麦地的孩子学会了说汉语,学会了写汉字。目前,大麦地村的中青年全部脱盲,大麦地村文化落后的局面慢慢地发生了改变。

“丁付才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他就是村里的文化带头人。”李明法说道。

丁付才深知光有教好书的热情是不够的,还得要有教好书的学识和技能。他克服起点低、基础差的困难,一边教一边学。1989年10月,他取得了小学教师专业合格证;2005年7月,他又获得成都教育学院小教专业的大专文凭。2007年7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向组织提出请求

“我会在这里一直干下去,一直到自己干不动为止。”2010年教师节前夕,西区有关部门负责人看望丁付才。这一天,丁付才大胆向组织提出了一个请求,“我的小女儿今年大学毕业了,她既懂傈僳族语言又懂汉语,而且是大麦地村唯一的大学生,我想让她继续为大麦地村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让丁付才揪心的不是女儿的工作,而是校园里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一想到孩子,他就夜不能寐。他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将曾经在教学岗位上工作两年,已远嫁他乡的大女儿喊回山村,和他一道继续承担起山区少数民族的教育工作。

“党的十八大让我对中国教育的未来充满希望。”丁付才说,报告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加强社会建设的六项任务之首,明确今后教育发展的方向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有用之才,这对全社会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

长期与农村的孩子们在一起,每当看到孩子们在高中阶段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坚持学业,他感到很担扰。“希望能在农村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我在教育一线工作多年,农村高中生流失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丁付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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