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份奏折看 宜宾乡贤薛启棂背后的故事

远在广东中山执教的文友陈伟平老师电话告诉我，他在查阅史料时，意外查到晚清四川总督吴棠给同治帝《为题请四川宜宾县已故封职薛启棂入祀乡贤事》的奏折条目，盼我能查其内容，为我正在探索的《洋务先驱薛焕》再添佐证，为家乡推出这乡贤楷模。

乡贤，是本土德才兼备、声望显著的社会贤达。凡入祀乡贤祠并载入史册者，既要深孚众望，还需超乎常人的贤能事迹。唐《史通杂述》所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即指此。而吴棠奏折中所说薛启棂，是晚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的父亲。在那普遍将闭关自守视为“爱国”，将学习西术视为“媚夷”，将洋务外交视为“事鬼”的时代，薛焕身为清廷首任专职洋务大臣，被时人误读极深而“为垢天下”。其父纵使是德才兼备的乡贤楷模，受其影响要想入祀乡贤祠也极难。四川总督吴棠竟奏请薛启棂入祀乡贤祠，实在出我意外。

读史重在求其真相而以史为鉴，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浩瀚的史料中找到这份奏稿。

宜宾士绅

举荐薛启棂入祀乡贤祠

这是一份由四川省宜宾县举人龚景芬等人根据薛启棂事迹申请，经宜宾县知县姜凤仪“查明造其事實冊結”，认为符合入祀乡贤祠条件后，由永宁道张舒萼移据、叙州府知府朱潮转据，再由四川布政使英祥查核属实，最后由四川总督吴棠联合学政钟骏声覆查无异，合词具題上奏的。呈报日期为清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三日，同治帝于当年十月初一日硃批“该部议奏”。真想不到，这薛启棂入祀乡贤祠，竟需如此繁杂的程序。

这奏折开篇即称“已故封职薛启棂，清白传家，谟猷裕后。孝友睦姻任恤，行俱法夫周官……信作一乡之矜式，宜邀旷典之褒荣。” 这是说，已去世并得朝廷诰封的薛启棂以清白传家，为后人筹谋远利，处处以周礼规范自己，是一乡贤能的楷模，适宜呈请前所未有的典制之旌表。而所附宜宾县举人龚景芬等所呈薛启棂的事迹，是一篇极富文采的骈文。文中所称薛启棂“没世名称，要有可凭之实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

一、以清白传家并以周礼严格规范自己，为后人造福。

二、乐善好施，屡捐资助教。

三、因家乡野多断桥，艰于行旅，常捐资修桥补路。

从第一条看：据《蜀南薛氏家谱》载，薛启棂的入川始祖薛甲，明嘉靖进士，由江南江宁府由宦入川为叙泸卫兵备佥事，泸州钟鼓楼即其所建；二世薛俊杰，岁贡生，金堂县训导；三世薛维翰，增广生，雅州府清溪县训导；四世薛纬，岁贡生，仍为清溪县训导；五世薛锦奇，增生，未出仕；六世薛澐，增生，重庆府训导。历时六世书香传家，多为教职。到七世薛启棂，已发展为宜宾县黎汤乡（今叙州区赵场街道）一大望族。

薛启棂四兄弟，长兄启模渍学早逝，二兄薛启楷以廪贡生出仕乐山县训导，弟薛启材以岁贡生出仕重庆府训导。薛启棂考取秀才后，本有出仕机会，但因兄弟皆在外为官，他必须在家伺奉致仕回乡的老父。自古读书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良相治国安邦，良医治病救人。薛启棂唯有在家一边尽孝，一边为族中子弟蒙课，一边行医。

在薛启棂培养下，三个儿子都很争气：长子薛煐以廪贡生出仕黔江县教谕；三子薛熏以廪贡生出仕华阳县教谕；最争气的是次子薛焕，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举后，由金山知县一步步上升为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钦差洋务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并因三战上海“力守海滨以待援师之功”得赏头品顶戴。七世书香加三个儿子在朝为官，薛启棂也算“谟猷裕后”了。

从第二条看：在宜宾县赵场古木湾薛家大院遗址旁，有地名“祠堂田”，其名源于薛启棂在三个儿子入仕后，为颂“祖德流芳”出资修建了薛氏祠堂，同时还捐出部分田地作祠堂产业，其收入专供族人祭祖与办丧事，以及补贴本邑穷家弟子读书费用。遇上灾荒年，薛启棂还在祠堂前搭粥棚赈济穷人，确实“乐善好施，屡捐资助教”。

对第三条薛启棂修桥补路善举，留下的痕迹更多。我第一次去赵场古木湾寻根时，当地人即指着湾前一条小路对我说，这儿原来是宜宾通向云南方向的大道，是薛家人出资修建的，只因后来改道才荒芜了。在小河石桥边，有人还到田间拔了把稻草，蘸水擦去桥梁上的青苔与污泥，让我看上面“薛家桥”三字。

这三点“可凭之实行”，虽符合道德传家的乡贤楷模标准，但仅凭这三点，薛启棂迈过儿子薛焕因“事鬼”为国人所鄙那道坎，进入“美其邦族，名垂青史”的乡贤祠还是很困难的。

筹粮济饥民背后的故事

为找到促使宜宾士绅举荐薛启棂为宜宾乡贤楷模的动因，我唯有查各种史料多方佐证。

按常规，薛启棂入祀乡贤事在光绪版《叙州府志》应有记录。但翻遍《叙州府志》，从古至清的宜宾县乡贤虽有十来个，就是没薛启棂名字。

不过，我在《叙州府志·卷三十三·人士》中，意外找到举荐薛启棂入祀乡贤祠的宜宾县举人龚景芬事迹：“道光壬辰（1832）举人，南充县训导，例满截取知县不就。生平廉洁端方，事亲尽礼。设教数十载多所成就。又尝为济田置廒，义田置业，及创修文昌宫正后殿，创议乡囤积榖皆赖其力……”令我特别意外的，这龚景芬事迹竟与薛启棂差不多！

我思路不由洞开：这“济田置廒，义田置业”与“创议乡囤积榖”，让我想起《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中，有段关于薛焕在同治六年保宜宾备荒粮的记录，而薛启棂在荒年赈济灾民传说，正在这期间。据《巴蜀全书》编年大事载，自李永和与蓝大顺的云南烟帮于咸丰九年（1859年）打进四川后，五十余州县惨遭兵燹，民不聊生。历时六年，四川好不容易平复了李蓝之乱，却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先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岷江上游水涨，内江进水太多，成都水灾，街道可行舟”；紧跟着在次年八月，“岷江发生大洪水，冲决都江堰，淹没沿江各县农田数以万计，再次导致全川大饥。”水灾后紧跟着大旱，民不聊生的四川竟“时有饥民食人事件。”

查四川清朝职官表，那年的四川总督，正是薛焕辞官回籍时为之不平的骆秉章。而负责钱粮的布政使，也正是咸丰九年三月向咸丰帝保荐薛焕“焕有胆略，任上海道时，洋人畏服”的御史蒋志章。

将《清碑传》《巴蜀全书》《叙州府志》结合起来读，薛启棂的事迹，竟如电影蒙太奇一幅幅感人画面出现在眼前：

同治六年（1867年）夏，薛启棂去世前一年，赤地千里的四川，兵燹、洪水、大旱、龟裂的土地、饿殍遍地。酷暑中，薛家大院前通往云南的路旁，薛启棂强撑病体，正在粥棚内正指挥着家人向逃荒的饥民施粥。然而能拿出的赈济粮毕竟有限，看到饥民们为争夺一碗稀粥大打出手，薛启棂正自着急时，同乡举人龚景芬来了，“创议乡囤积榖”，统一救济宜宾饥民。

薛启棂与本邑的乡绅们积极支持，居然“集榖万余石备荒。”

正缺粮饷的四川官府得知这一消息，竟欲将这救命粮调充军饷。此时，致仕在家的薛焕站了出来，冒着三伏酷暑赶往成都，与四川总督“力白其非”，保住了宜宾百姓的救命粮。

《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很清楚记录了这事：薛焕回籍后，“杜门不与外事，然地方利害之大者，无不为当道言之。宜宾民集榖万余石备荒，大府议以充军饷，府县不敢言，冒暑至成都，力白其非，事得止。”

不过，薛焕这“力白其非”，既伤及四川督府不顾百姓死活，又伤及宜宾府县官员为保顶子不愿为百姓事反抗上司。光绪版《叙州府志》在以《薛公行状》为据节录薛焕条目时，竟删去了这段。但府志虽讳而不言，作为当事人的龚景芬等宜宾士民，却感恩薛启棂不但在大灾之年开仓赈济饥民，还在病危时支持薛焕远上省府为民请命。在薛启棂去世后，龚景芬等力主入祀乡贤祠，只因顾及官府面子，对这事仅用“狼峰甫急之時，鏹常散白”一笔带过。

而清廷在内忧外患与天灾人祸过后，欲复兴其“天朝盛世”，就必须针对糜烂的官场，提倡“清白传家”，针对被败坏的民风，重塑周礼以敦风化，将“望隆本邑，清白传家，诚属光明磊落之人”的薛启棂入祀乡贤祠，既可敦风化，又可为动员薛焕重新出山埋下伏笔。

而薛焕在灾情过后，感到与其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在第二年老父去世后，就撤去了粥棚，除保留老父创办那供族人办丧事与补贴穷家弟子读书费用的“祠堂田”外，卖掉了祖上所积田产，携款上成都，联合翰林院编修伍肇龄等，广邀川中缙绅捐资，寻找时机在四川创建一个学以致用的尊经书院（今川大前身之一）去了。

由此看来，清廷将薛启棂入祀乡贤祠，不但是对他“清白传家，谟猷裕后”的肯定，更是从侧面体现出闭关自守的晚清官民开始放眼世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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