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好土壤 让“家庭农场”自然生长
□本报记者 张彧希 陈碧红
今年3月，一份由成都市农委下发的《成都市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情况调查统计表》被发到各个乡镇，每个乡镇都要选择本地区借鉴性和推广性较强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作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典型案例。
这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成都市开展的一次摸清家底的行动。在这次调查中，“家庭农场”成为重点之一。
连续10年聚焦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今年抛出的崭新名词——“家庭农场”，成为多方焦点。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家庭农场”被定义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但“家庭农场”究竟是什么，今后怎么做，一系列概念尚待明晰。
A
是什么？
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数次翻阅文件，大邑县佳源大繁有机农场总经理刘成钢仍觉得“很难清晰把握‘家庭农场\’的准确概念”。
刘成钢经营的农场流转土地350亩，采取种养循环经济模式发展有机蔬菜和有机畜禽养殖。尽管从土地规模、经营方式、收入来源上，都暗合“家庭农场”标准，但刘成钢仍然不能确定，佳源大繁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农场”。
同样的疑惑也存在于农口的干部中。“对于什么是‘家庭农场\’，我们也在研究摸索。”郫县农发局干部邓林说。
目前，全国多地都在积极开展“家庭农场”的认定和试点工作。“但如何界定家庭农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成都市农委总农艺师梁岩说，由于农作物种类繁多、各具特点，划定统一门槛“一刀切”的方式并不合适。“承包一个山头算个农场，承包50亩地也算农场，这条线怎么来划？”
中央一号文件并未对“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经营方式、经营种类和收入规模做出细化规定。这也意味着，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灵活掌握。
尽管概念尚且模糊，但梁岩对家庭农场这种生产组织方式颇为推崇，“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将是未来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他看来，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家庭农场”，并不仅是名词创新，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指明导向。“目标直指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成都是副省级城市中唯一的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而现代农业与传统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规模化发展、机械化应用和更完善的质量安全保障。
“我琢磨着，‘家庭农场\’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西方农场先进经营模式相结合。”刘成钢的想法，在梁岩那里得到了印证，“一户单独经营就叫‘家庭农场\’，几户几十户联合起来就是合作社。”
B
怎么做？
将有效耕地集中到种植能手手上
2008年，刘成钢在大邑县苏家镇租赁了350亩土地。那时，成都早已启动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正向纵深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确权登记，进入合法有序的流转轨道。
在近期的媒体报道中，土地流转瓶颈，是国内不少地方发展家庭农场的一大障碍。而先行先试的成都在这方面却有先天优势。截至2012年，成都全市耕地流转面积达到30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7.9%，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户面达到81%。
渠道畅通，但该如何流转？“当然是向农业能手流转。”在梁岩看来，这所谓能手，不是“庄稼好把式”那么简单，“必须要有面对市场的能力，标准化、规模化经营的能力和掌握先进技术的能力。”这样的现代农业“细胞”，将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也更有利于执行生态保护和质量跟踪。
从农村走出来的刘成钢，或许就是这样的能手。在回到农村前，他已在国际贸易领域经历了10余年的市场洗礼，“搞农场，我的理念是以市场为导向。”
今年春节后，刘成钢召集几个酒楼合作客户，开了一次年度合作“例会”，根据每家酒楼的菜品计划，敲定了今年的蔬菜种植品种和产量。此外，直销、代理、电子商务等计划都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传统种法，一亩地一年只收入两三千元，同样的地，现在我们能达到12000元以上。”
对于刘成钢“佳源大繁是不是家庭农场”的困惑，梁岩给出建议：不必在乎概念，更应关注“集中”带来的政策放大效应。“其实过去的农业扶持政策，都有相应的规模门槛，只要农户往‘家庭农场\’所倡导的集中、集约方向发展，达到规模门槛就能得到实惠。”
应该说，成都市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相关扶持和优惠政策，同样对家庭农场适用，并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去年农场要修一条环形绿道，由于规模‘上线\’，17万元的造价中，大邑县政府补贴了30%。”刘成钢说。
C
卡在哪儿？
提高农民素质最为迫切
尽管基础好，但资金问题仍然是成都乃至全国的农场主面临的共同难题。“修路、修房、整理土地，80余万元启动资金，两个半月就花完了。”刘成钢说，5年来，他的农场总投入超过1300万元。去年，他甚至卖掉一套房子，来应对一时的资金周转困难。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永好提出，不妨由工商部门为家庭农场颁发工商营业执照，确定其法人地位，以获得融资支持。2月27日，章丘市农民刘继君就拿到了济南市首张“家庭农场”营业执照。
然而，颁发营业执照能否解决融资难，仍是未知数。一家商业银行工作人员表示，银行放贷，看重的是还款能力。由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农地抵押的障碍，即使注册公司，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贷款难题。
“是否注册公司，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更要注重市场规律。”梁岩说，相比起资金、注册等事项，更为紧迫的是提高农民素质，“考验未来农场主的，是科技应用水平、市场驾驭能力。”梁岩希望，能出现更多像刘成钢这样在市场经济大浪中的“掌舵手”。
去年8月，农业部在全国确定了100个县（市、区）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崇州市、蒲江县、金堂县被纳入其中。9月，成都市农委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试行意见》，提出培育万名农业职业经理人。
兼顾种植、管理、营销——这种农业复合型人才，将是成都市未来“家庭农场主”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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