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广场石犀彰显秦汉城市文明之光
天府广场石犀，成了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甘霖 摄
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出土的瓦当
石犀头部特写
石犀左侧
探秘天府文化2
杜甫名诗《石犀行》：“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让我们发现，古人的咏叹总是有依据的。犀牛在古蜀文化中长期被视为神兽，很早就有神犀、神牛的种种传说流传，并且“神犀”与“神牛”相互交织。成都天府广场石犀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犀，也填补了战国至秦石刻犀牛艺术的空白。
天府广场石犀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带为汉代蜀郡郡府以及蜀汉宫城的治所，为研究古代成都城市中心区的功能性质提供了窗口。从汉代成都的规划布局变迁中，我们可以窥见成都的城市发展进入了第一次繁盛期，并最终确立了自己中国西南最大经济中心的地位。
石犀出土记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成都市的中轴线之上还没有大广场。当时有一条70米宽的人民中路贯穿南北。路的两侧，是鳞次栉比的开有老虎窗的临街铺面，青瓦，木板扇门。而在东西方向的人民东路和人民西路，则已逐步建起一些现代化建筑。
1973年11月，成都电信大楼在人民东路开建，承建方为四川省第三建筑公司。公司委派技术员车凡英来“蹲工地”查勘。一天，正在地基打桩作业的工程人员，发现大楼附楼东北方位有一个地方“冥顽不化”，基桩打不下去。也许是遇到了“孤石”。工人挖开一看，的确是一块大“石头”。足足挖开一个直径2米的大坑，才看到一只肚子朝外翻的神秘动物。“啥子怪物哟！”施工方报请上级请文物专家现场勘查。
主持勘查工作的专家是当年成都市文物管理处的芶治平先生。待他赶到现场时，地基已经进一步挖开。坑有好几米深，只能趴在坑边上勘查。石兽露出背腹部，能观测出兽形，有棱角，保留了石头的本色，形制 “比牛还大”，有点像犀牛。尽管文物部门非常希望能把石兽挖出来，但建设单位表示“埋得太深，东西太重”，当时没有大型吊车，依靠人工挖掘太难了。文物部门同意就地回埋。这只石兽因此再次沉睡。它的悠悠大梦，没有被打扰。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著的《成都城坊古迹考》里也记录了修建电信大楼时，确曾挖掘到一只石兽：“……修建电讯大楼时，掘得一石狮，故知此苑之瑞兽门，当在斯地。因石兽甚重，未能移出，而施工又甚迫促，乃留于原处，其上即为大楼基脚。”
37年后的2010年10月7日，屹立在天府广场东侧的电信大楼，上面那个被成都人引以为骄傲的“成都第一钟”，连同大楼被彻底拆除了。
2012年年底，四川大剧院即将在钟楼原址开建。开工之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进场勘查。作为考古现场领队，易立也是最早亲历石兽重见天日的考古队员。12月16日，考古的范围缩小到最后发现石兽的区域，历史的机遇，出现在对一个探方进行扩方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先将电信大楼基础桩进行破碎，接着发现了比较完整的地层。在距地面约4米的一个坑里，石兽终于露出了尊容。千年之后，它重见天日了。
石兽大梦被惊醒。真应了一句西谚：凡是石头，都要说话；凡是有耳的，都应聆听。
已经90高龄的芶治平先生，当年没能一睹石兽面目，是他几十年考古生涯中的最大憾事。听说挖出了石兽，他颇为宽慰：“它终于翻身了！”石兽的初步数据如下：身长：3.3米；身宽：1.2米；身高：1.7米；体重：约8.5吨；年龄：2000多岁……这件大型圆雕石兽的保存非常完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认为：“它是中国雕塑艺术史的重大考古发现。”
2014年12月5日，易立告诉笔者，幸好1973年那次没有强行开挖，鉴于当时的考古手段与文物保护水平，一旦强行出土，说不定这尊石兽上的文化密码将遭到难以挽回的损失。
罕见的石刻
石兽的石料为成都平原周边常见的浅红色粗质砂岩。由于粗质砂岩不耐风化，如果不是密封于地下，石兽估计早就化作尘土了。经过仔细辨认，考古人员在石兽臀部左侧发现有文字。由于漫漶太烈，暂时无法辨认，但推测应该是雕刻石兽时的时间落款。
易立认为，大体可以肯定，石兽的雕刻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至秦。因为它的雕刻风格古朴、粗犷，线条简练生动，显然不是东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石刻风格，而更接近秦文化流行影响下的主流圆雕艺术。也就是说，它的风格与古蜀王朝的“大石文化”无关，而与李冰治水的时代密切相连。李冰约生于公元前302年，卒于公元前235年，这就意味着，石兽的“年龄”有2200多岁，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刻艺术品。
当年雕刻石兽的时候，肯定是参照了某种动物的原型，而犀牛最接近这一原型。在秦汉时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大量的犀牛。成都属于长江上游区域，由于岷江上游堰塞湖层垒而上，形成热带雨林气候。由此推测，当年成都平原一带的犀牛可能也不少。金沙遗址即出土有犀牛骨骼。战国时，大象、犀牛在成都也尚有分布。古蜀王朝曾经向中原输送过犀牛、大象等动物。也就是说，犀牛为不折不扣的“本土化动物”，由此成为雕刻匠人的造型模特。
据文献记载，李冰造了5只石犀，搬运了2只到成都城内。它们俱与治水有关，应该是厌（压）水精的瑞兽。这次发现的石犀，是否就是李冰所建造的五头石犀之一，尚需进一步的考证。历史学家罗开玉认为，出土的石犀应即《蜀王本纪》所载的李冰“作石犀五头”“二枚在府中”之一。石犀所处区域即为当年的蜀郡府衙。石犀出土于编号H99的灰坑内，灰坑叠压于第7层（即“晋初层”）下，直接打破生土，填土为青灰色。除石犀外，还夹杂有少量的陶器残片、绳纹瓦和模印有花纹的铺地砖。根据层位关系和坑内共存遗物的时代特征，考古人员初步判断石犀的埋藏时间不晚于蜀汉，故石犀的制作年代上限应该更早。由于石犀风化严重，说明已使用很长时间，从造型上分析，石犀“诞生”的时间完全可以追溯到战国晚期。
至于它被掩埋的原因，易立认为，“有可能是因为朝代更替，被人为掩埋。”也不排除当时供奉的是一对石犀，而另外一只尚未发现。
成都最早的城市规划
除了石犀之外，这片区域还发现大量其他文化遗存。这是一片接连带给考古学家惊喜的福地。通过这些文化遗存，不仅可以判断这一区域是当年成都的权力核心区域，也为秦汉时期成都城市发展迎来的第一次繁盛期提供了考古学依据。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在蜀地设蜀郡，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兴筑成都、郫城、临邛三城。他们仿制秦都咸阳，对成都城重新进行了规划和设计。当时的成都城包括大城和少城。大城以原蜀国故都城址为基础，“周围十二里，高七丈”，城郭下有“下仓”，可以作为仓库；城垣“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大城为蜀郡治所，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少城为成都县治，手工业者和商贾集中于此，为城市的经济重心。
秦庄襄王时期，李冰出任蜀郡守，着力治理岷江水患。除了建设都江堰分流工程，还把湔堰所分内江两大支流——郫江与流江分别引导到了成都城下和城内，因此，当时成都“引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有溉浸，百姓飨其利”。李冰“穿二江”的伟大举措，为成都城市提供了稳定丰富的水源，定是成都在2000余年发展中城址不变的重要因素。
秦筑成都城时，在大城中“市张列肆”，即在大城中修建了集中交易的市场。李冰“穿二江”“建七桥”，并将原本在大城中的市场迁到城外的“两江”之间，遂形成了成都“两江珥市”的城市格局。
汉代卫星城
汉代的成都继续延续了这种城市功能区的分工，大城依然是成都的政治中心。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四川大剧院古遗址还发现了一座巨大的东汉时期夯土台。它南北长度39.5米，东西宽22.9米，台阶高0.2—0.65米，平面上有3排柱础坑，直径达1.1—2.5米，由此可以想象夯土台址上石柱的粗大。在夯土台周围，还发现了大量由精美纹饰和“大富贵”“大富昌”等吉祥文字组合在一起的汉代瓦当，以及模印有花纹的铺地砖。当年建筑的壮观和精美，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可以推测出当年这里绝非普通的民居。
历史学家罗开玉先生认为：“这里开始作为蜀郡郡府的上限，应在秦修成都大城时；而下限至蜀汉灭亡，即该郡府衙门遗址使用时间竟长达570余年。”许多见诸史册的历代高官如秦国的张若、李冰、汉代的文翁、公孙述、张堪、张穆、第五伦、陈宠、廉范，王子稚、王商、三国蜀汉的法正、杨洪、吕乂等均在此主持公务。
汉代成都的规划布局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崛起了两座卫星城——锦官城和车官城。
锦官城建在成都夷里桥南岸道西，即现在南河南岸从百花潭到南河桥一带；而车官城则建在锦官城的西南方向。两城相望，是成都的“工业区”。
汉代成都手工业高度发达，尤其是织锦业和造车业具有相当的影响和规模。汉朝政府在成都设有车官，负责制造车辆等运输工具。制车 工场位于少城城西的检江北岸，因是为军事服务，故工场所在地筑有城墙，城四周设有多座军营城垒。锦官城生产的蜀锦尤为著名，成都也因此有了“锦官城”的别称。
不单蜀锦，在汉代成都也成为全国最大的以官办为主的漆器生产基地。罗开玉先生说：“从西汉中期至蜀汉约三百年间，漆器是成都的拳头产品，上供皇室，行销全国各地甚至外邦。”在生产漆器中，成都人还首创了镶嵌金银丝的技艺。使用这项技艺的“釦器”，成为成都漆器的代表作。成都的其他手工业，如制盐、冶铁、冶铜、兵器、制陶、制盐、烤酒、制茶等，在汉代也得到长足发展。在秦时，官府即在成都设立了大型官营作坊“东工”。汉承秦制，在成都城西郊外设“西工”。这时的“西工”大大超越了“东工”的规模，估计最多时工匠上万人。
一流大都市
生产的发展，带来成都城市的繁荣。至西汉末，成都人口已达7.6万户，仅次于首都长安的8万余户。按人口计算，是全国第二大城市。
生产的发展，也促进成都商业的兴盛。约在西汉中期，蜀郡第一个在成都的市场设了“市长”，也就是市场的管理者。据历史学家谭继和考证，这即为“市长”这个名称最早的由来。这个“市长”的级别，相当于县长，由蜀郡府直接任命。
如今，我们还能从当时文人墨客的记载中，窥见汉代“成都市”的繁华。西汉扬雄在《蜀都赋》中描述了他眼中万商云集的“成都市”：“东西麟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万物更凑，四时迭代……财用饶赡，蓄积备具。”后来，左思在同名的《蜀都赋》中也羡慕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
汉代的“成都市”是时人心目中的财富之城、梦想之地。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即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说汉武帝开西南夷时，僰道令负责修路，“费功无成，百姓愁怨”，钦差大臣唐蒙下令将其斩杀。临刑前，僰道令仰天长叹：“恨不见成都市！”没有见识过“成都市”的繁华，成了死囚僰道令最大的遗憾。唐蒙动了恻隐之心，遂将其押往“成都市”斩之。
王莽建立新朝后，宣扬“托古改制”，在全国六大都市推行他的“五均赊贷法”，在这些城市中的“市”设立“五均官”。这六大都市分别是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南阳和成都。汉代成都作为国家级大城市，已经得到了官方的明确认定。
谭继和认为，从成都出现市邑到成为巴蜀经济中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秦汉时期，成都城市的发展进入到第一次繁盛期。至汉代，成都已经无可撼动地确立了自己西南最大经济中心的地位。
成都博物馆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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