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条古驿道的文化勘厘（上）
□ 成都凸凹
有一种文明叫驿道
出生至今，五十四年间我居住的地方依次是都江堰、重庆、万源、白沙、龙泉驿。这些地方，要么傍河流，要么穿古道，要么河流古道兼而有之，无一例外。
但这不是孤案。
人类的落居、社区、城池总是沿着河流与古道布局的，先前的人类更是。就承载人类栖身的载体而言，古道是文明的产物，河流（不含运河）却不是—早在文明萌芽前，河流就在那儿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无不是人类文明的策源地。
文明诞生后，文明要荡开一笔拓宽地盘，此地的文明要叩访彼地的文明，两地或多地的文明要整合资源取长补短抱团取暖，乃至野心渐生妄图将同类取而代之，只需摇舟浮水而行，或甩开腿脚顺着两岸河滩走就可以了。
仅仅有河流是不够的，因为人类不仅足够贪婪还足够聪明—这就为人类在陆地上发明旱路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智力保障。
从此地到彼地，其实不通过陆路、只顺着或逆着河流走也总是可以完成的，只不过哪怕百十里路程，也要千里万里奔向大江大海再绕道而去—从大海出发可以去往任何一条何流。但人类又是懒惰的，怕苦怕累并痛惜时间，于是他们便勤劳便不怕苦累地放下河流，放下大海，拎一把柴刀从住地出发，穿森林、翻高山、过峡谷，直端端向目的地走去。“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样的路，有文明，但含量不高。
文明含量高的，是后来被称作“驿道”的路。
驿就是旧时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换马的地方，亦指供传递公文用的马。换言之，驿有两种意思，一种指某种静态的地方，一种指某种动态的马。这两种意思又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二者皆隶属国家，是专供公家人吆喝差遣的。
好些地方，已经有了河流，但河流的边上依然有一条驿道，那是为了给远行人多一种选择：下水乘船，上岸走路。
驿道除具有路的全部功能外，还多了一些更能伺候人的功能，比如快速通邮、按规制接待，尤其是政治功能。官马大道之说，行路回避制，就是政治功能的体现。说白了，驿道也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所谓上传下达、政通人和，都是驿道完成的。皇城外所有的奏章，大喜与大悲，无不从驿道的蹄声中来。没有驿道的声响，皇帝老儿两眼一抹黑，无端发火，心是慌的。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有对“驿”的注释：“驿站。现在多用于地名：龙泉～（在四川）。”
《现代汉语词典》一说驿就说到了龙泉驿，那龙泉驿又是怎么说自己的驿的呢？“汉置邮亭，唐设驿传，元改站赤，明曰驿站，始称‘龙泉驿\’，并沿袭至清末，为川中名驿。”这就是龙泉驿从残碑、史籍中刨出的驿脉。
那么，何谓邮亭、驿传、站赤、驿站？何谓龙泉驿？
驿的称谓普遍出现在汉代，邮亭也盛行在汉代。汉代之前，主要用烽火、声响（鼓、锣、炮等）、水漂、飞鸽、飞箭和单枪匹马的专人来传递信息。到了汉，就出现了一批以短途奔行、接力赛似的方式传递文书、信函的专业队伍，时人把这种你传我、我传他一直把手中物传到目的地的设立于交通线上传递文图信息的方式唤作邮。而把管理这种方式的机构，称为邮亭。邮亭，也是步传信使的转运和休息站。“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汉旧仪》），即指此象。意思是说，一位邮差与另一位邮差一次接力的距离是五里，亭与亭之间的距离为十里；邮亭的邮差，在两邮中间的两里半处交接书信。汉高祖刘邦曾出任泗水亭亭长一职，但这个泗水亭，应该不属于设立于交通线上的邮亭性质，除了邮，它还担承有辖地治安等方面的职责。
肇始于大汉的跨国商道“丝绸之路”通江达海，沿着它走，可以走到罗马。从这一点看，驿文化对丝路的启发与推动居功至伟。
驿传即邮驿，即使用轻车快马一站一站不减速地传递文书。由此可看出，唐代龙泉驿的交通路况和经济实力，已大大好于汉时了。
站赤，驿站的译称，蒙语音译。成吉思汗仿效中原驿传制度，全国遍设站赤，构成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稠密的交通网。
至于是十里一铺、五十里一驿，还是五里一铺、三十里一驿，抑或其他尺度，则每个时代、每条驿道上的铺、驿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与朝廷的重视、经济实力、战略位置和人口密度等诸因素有关。运营一条驿，比投建一条驿难得多。“每驿设驿长一人，驿夫若干人，一县之驿由县令兼理”。驿有驿田，备有车、马、船等以供使用。以清代剑阁道为例，大致为10里一铺，40里一驿，每铺、驿设司兵2至5人、驿马12至16匹、马夫2至6人、扛夫10至20名。铺、驿站还对驿丞、管理、文书、兽医、公馆、厨师等人员设有正式编制，加上临聘人员，既护路、护林、防匪，又解决迎来送往问题。
“明蜀王陵落户龙泉驿，说明朱家人是看重驿的。而这种看重，事实上从他们的始祖皇帝那儿就已经见了端倪。朱元璋的女婿，通过官邮捎了几袋榛子，被朱元璋勒令如数补上私用驿夫的银两；另一个女婿利用官驿走私茶叶，竟被岳父大人赐死。为了驿，皇帝可以毁掉女儿的幸福。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笔者写在《花蕊中的古驿》（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的一段话。陆仲亨以开国将军之尊，因擅乘驿车被削爵，罚往雁门缉盗。明初，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很少的军务和钦差人员可以使用驿传系统。驿站制度在明代达到了顶峰。
驿站相当于现在的邮电局（含通讯公司、快递公司）兼招待所兼高速公路服务区。过客需要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享受驿道待遇是需要朝廷开具的马牌（又名关）的。明代后期，马牌管理失控，不仅可借，还可卖，这就出现了大问题。光是维持驿站机制的正常运转和接待侍候络绎不绝的过往官员、驿使及不明身份的持牌者，就弄得俸禄极低的沿线当地官员和驿吏捉襟见肘、苦不堪言、官不聊生。接待的内容除了吃、住、夫役和换马，甚至还有上路的盘缠，以及为保仕途顺遂而咬牙实施的打赌式的忍痛打点。这里有个例子可鉴说明代驿官之苦。海瑞在淳安当知县时，总督胡宗宪的公子及随从路经淳安，穷酸驿吏的招待没能让公子满意，公子一气之下便把驿吏绑了，头朝下吊了起来。海瑞因此在《督抚条约》中感叹：“州县理民事，驿丞管过客，祖宗制也。阿谀作俑，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殊失初制。”
官不堪自己受苦，又把这苦转移到了民身上。本无公权的徐霞客当年就是凭地方官赠送他的一块马牌，沿驿道在广西游历时，呼役唤轿，很是狐假虎威了一把。他在《粤西游日记三》中透露了相关信息。
面对驿的失控，崇祯气坏了，忍无可忍，御笔一挥，一下裁减驿站三分之一。这样一来，众多驿卒下岗了，其中一位就是李自成。下岗的李自成不堪被下岗，揭竿而起了。至此，我们忍不住发问，驿道的力量真有那么大，可以昌兴一国江山，也可以推翻一个王朝？
明代一处驿站到底需要多大的开支呢？这里有个记载：“龙泉驿，旱夫六十名，该银四百三十二两；号衣三两六钱；厨子六名，该银四十两二钱；马四十五匹，每匹三十两，共银一千三百五十两，供应银二百四十两，每年共二千六十八两八钱。”（明天启年间冯任修《成都府志》）从耗银供给来看，成都府22个驿站中，龙泉驿的规模仅次于锦官驿。
万历年间的《四川总志》里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时任巡抚都御史的罗瑶在上报的一折文书上签批道，多年来上边该拨未拨给简州所属驿站的纹银已近千两，而布政司新近又查出龙泉驿私设了一种叫“碾课银”（按加工米的碾子收税，这种私设税在当时的成都府地盘像暗娼一样正大光明存在着）的税种，请示是否要查处，以宽民心。结果心知肚明的上边答复说“某项照旧，不必拘泥成议，惟求官民两便，上下称安，永久可守”。
据《大明会典》记载，当时四川驿站数量达144处，是全国驿站最多的省份。
锦官驿的旁边有所名锦官驿私立小学的学堂，1909年，老家在成渝古驿道上的陈毅成了这里的一名学生。那时陈毅叫陈世俊，入校后他的老师裴野堂为他改名为陈毅。陈毅兄弟后来勤工俭学去法国，培养并公费派送他们的人，是他们就学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总会成都分会预备学校教务长、龙泉驿大面铺人冯元勋。
出于军事、治安和经济目的，驿道上的重要隘口处往往还设有抵御来犯和盘查路人用的关城，比如成渝古道上的浮图关、壁南关、云峰关，比如金牛道上的剑门关。
驿站是官办的，只接待在庙堂讨食的往来官差和信使，而随着民间行旅、商队、车马在驿路上川流不息得越来越稠黏，驿站、店铺、关城周遭便逐渐聚集起了更密集的酒肆、茶馆、栈房、妓楼、赌场、商铺等百业百态，久而久之，场镇出现了，甚或县城也诞生了——比如成渝驿道上的龙泉驿区、隆昌县。从一个驿站的名字成长、升格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名称，龙泉驿是全国的唯一；隆昌县是由一个叫隆桥驿的驿站蝶变展形而来的。
路在增加文明含量变成驿路后，就呈现出了与河流同样的功能——把人类留在自己身边，或者说被人类绑架了去。
这样，一些文明沿着河流走，一些文明沿着驿道走。
这样，一些重要的文明聚落就坐落在了驿道与河流的交割处，比如以成渝古驿道为主干的驿道与长江的交割就生发了现在的重庆，与岷江的交割就垒筑了现在的成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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