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昌镇过去是“崇宁县” 繁荣风情迷得明代小王爷不愿回宫

文/何俊华

崇宁县南熏门城墙。明朝正德年间，崇宁县有城门五座：东为朝阳门，南为南熏门，西为西直门，北为北拱门，第五个城门为觐圣门。古崇宁县城极具特色：城垣城垛都加有官帽沿。 1958年崇宁县城墙被拆毁，2013年起，当地对老城墙进行了部分恢复。

“温郫崇新灌”是从前成都的“上五县”，其中的“崇”，不是大家都熟悉的“崇庆”，也不是今天的崇州，而是现在的郫县唐昌镇。“崇”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县——崇宁县。

最早叫“唐昌县”很有“贵气”

唐昌是一个有“贵气”的地方。

崇宁县建立于唐朝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不过，初建时县名并不是“崇宁”而是“唐昌”，取大唐昌盛之意。《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对此都有记载。此后，唐昌县几经更名和并置，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依徽宗新建年号更名为崇宁县。“崇宁”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二个年号，取继承宋神宗常法“熙宁”之意。将繁荣的“唐昌”改为宋徽宗心仪的“崇宁”，足证该县当时的社会影响。

民间有谚语：“讨口三天后，官都不想做。”又说：“宁可在唐昌做讨口子，也不愿回宫做王。”这样的谚语是有依据的，说的是明朝小王爷朱悦燇因被唐昌风土人情所迷，自愿留在此地。朱棣只能将他封为崇宁王，封地唐昌。

中国的场镇，很少有在中心位置修建正十字形路口的，但唐昌就有这样的正十字形路口。由此可见当年唐昌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崇宁王带来的。朱悦燇对唐昌贡献良多，此地很多遗迹也与他相关，例如许多地名就还依稀折射着曾经的恢宏：留驾街、翰林巷、文庙等。

成都周围有古城墙的场镇不少，但是仅有唐昌因有崇宁王，城墙得以加冠戴帽，显得高大无比，显示的是王权、贵气。

整个古镇中，资格最老的要数梅花井，又叫梅花御井，井口用石板合砌成梅花，明月当空之时，井底有梅花形影出现。据说这里是崇宁王府用水和酿酒的取水处，现在仍是当地老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水源，还有人开了家“梅花茶舍”，据说就是用这口井的水泡茶。

可证大唐昌盛的“草市”

唐代的唐昌县确实可以证明“大唐昌盛”。在范文澜、蔡美彪等著十卷本的大型史书《中国通史》第三卷的《唐朝经济（下）》中就有对唐昌“草市”的描述：

离州县城较远，在交通便利的地点因商业上需要自然形成的市称为草市。陈谿所作《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可以说明草市的情形。《记》中说，从前商人往来，苦无投宿的地方，因而在建德乡立起一个草市。现在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

所谓“草市”，即是在州县城以外的水陆交通要道，或关津驿站所在之地形成的集市，主要是方便了民间对所产、所需物品的交易。因“草”字有粗野朴陋之义，犹如“草民”的自称一般，这种民间的集市被称为“草市”。交易的商品主要是水产品、盐、酒以及日用百货等生活必需品。

唐昌的“草市”当时有“商旅辇货至者数万”的记载，可知当时的唐昌是相当繁盛的。因为成都平原物产丰富，所以“草市”的风俗延续至今，即俗称的“赶场”。

“崇宁”不光繁华 人文也极厚重

历史上的崇宁县与郫县、彭县（今彭州市）、灌县（今都江堰市）接壤，肥沃的土地、优良的自然环境，使古蜀人从渔猎生活向农耕生活过渡，得到了发展。

崇宁县的存在与繁荣一直延续到1958年。当新建的成灌公路从崇宁南部七公里外的安德穿过时，就注定了崇宁的衰落。往日喧嚣的繁华沉寂了，昔日商贾云集、富甲一方的崇宁撤县建镇，县城改为唐昌镇，所辖区域分别划归郫县、彭县、灌县。“崇宁”渐渐隐没在历史的深处。

虽然崇宁县没有了，但是“崇宁”不会被遗忘，因为自古以来，这里就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历史文化遗迹众多。“崇宁”历史的厚重体现在它建县的悠久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两千年前，汉代隐士著名哲学家严君平读书著述于此。横山的严君平墓迄今尚存。小南街有君平的卖卜巷。

一千年前，宋代高僧圆悟克勤出生于此。将禅宗演绎为文字禅，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迄今日本的二十四派禅系有二十派属于圆悟禅系。所以，日本学者把唐昌和西安一并作为唐朝文化现象的遗存来研究。

一百年前，戊戌变法的潮流中，崇宁举人吴琳在京参加公车上书，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光绪年间，崇宁人朱二九领导的起义，动摇了清朝统治者在川西地区的统治。辛亥革命、保路运动时期，同盟会、哥老会等组织的重要人物常聚会于此。以同盟会川西区领导人杨靖中、刘永杰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结束君主专制创建民主共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6年，共产党人旷继勋将军进驻崇宁县，崇宁被人呼为“小瑞金”。此后，崇宁县地下党蓬勃发展，革命浪潮蓬勃掀起。

抗日战争期间，崇宁籍的川军将士牺牲极大。现在唐昌镇公园内湖畔桥头，仍然矗立着“崇宁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它已有70年的历史了，是1946年2月崇宁县人民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浴血牺牲的将士们所修。此类纪念碑在全省极为少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碧鸡金马” 寄托人们美好愿望

近读《唐昌赋》中有“碧鸡金马之奇瑰兮”句，是据嘉庆版《崇宁县志》“两汉著名文学家王褒曾到唐昌招告蜀人来归，作祭金马碧文”，认为碧鸡金马、王褒与唐昌有关系。但是，认真考查中国有名典故“碧鸡金马”，只能说与唐昌并无关系。

汉代的四川著名辞赋家王褒确实著有《移金马碧鸡颂》，简称《碧鸡颂》。王褒之所以著《碧鸡颂》，《汉书》记载得很清楚：“方土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致也，宣帝使褒往祭焉，褒于道病死。上闵惜之。”

王褒《碧鸡颂》的意思很明确：金马碧鸡“处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乡”，而中原却是“汉德无疆，兼乎唐虞，泽配三皇”，因而，金马碧鸡应当“归来归来”。这篇颂，一方面盛赞汉王朝德比尧舜、恩比三皇，祥瑞数现；另一方面说南方荒芜，不是久留之地，希望金马碧鸡之神，快点离开那里，来到国都。

为什么要祭祀金马碧鸡？因为它是传说中的神明。《昭明文选》载有左思的 《蜀都赋》，其中就有：“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儵忽而曜仪。”吕延济注：“金马、碧鸡，神物也。”

据常璩在《华阳国志》所记，金马碧鸡神话的产生地点一是在滇池附近，二是在云南的大姚、四川的会理一带，其性质类似于“神”。常璩之后的范晔作《后汉书》也载有“金马碧鸡”，与常璩之说差不多。

王褒的《碧鸡颂》说金马碧鸡传说“处南之荒”，当然不可能在川西的唐昌，而应该是在云南。

金马碧鸡神话明明是在云南，为什么会与唐昌拉上关系，这是因为“言益州有金马碧鸡”的“益州”二字。东汉之后，益州的治所先后为雒县（今四川广汉）、绵竹、成都，均在四川境内，此后益州兼含成都别名之意，这一称谓几乎一直沿用至西晋末。隋唐时期，益州改为蜀郡。虽然此后再无益州，但“益州”已俨然是四川、成都的别称了。

虽然“金马碧鸡”无关唐昌，但它确可寄托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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