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漫谈(一） 两千年前文翁打开蜀人视野 巨星辈出成就“蜀学”一脉
文/清扬
编者按：蜀地自古人杰地灵，逐渐衍生出自具特色的文化、文学、学术，人们将之称为“蜀学”。蜀学源远流长，领域广阔，不常为人所知，晚报特请四川文化馆专家清扬先生撰写“蜀学漫谈”系列，希望能使读者对知识和源流有所了解，让蜀学有更多的人关注，并持续光大。
当今文化昌盛，学术研究和科技事业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同时，人们也更加重视和保护文化传统，近年不时出现于报章杂志中的“蜀学”，就是其显例之一。所谓蜀学，当然是指蜀中之学。理应涵容蜀中的学业、学问、学术思想和文化事业。它是巴蜀地域所滋养的人文灵魂与精神实质，是蜀中三千余年所形成的文脉精髓，是源远流长、成果辉煌的宝库。
文翁办学开启蜀人好学之风
若从语源学的观点着眼，蜀学较早出现的载籍可能是汉代班固所撰的《汉书》。此书《循吏传》中所述文翁传有：“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鄙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伤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文翁不仅为官清正廉明，而且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非常注意因材施教与循循善诱，请注意班固的措词：“诱进之”与“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与此同时，还选修学宫（公立学校）于成都市中，即遗传至今的文翁石室（石室中学）。据记载，文翁把条件差的县的青年学生招收为学宫弟子，免除徭役，并经常选出一些学宫中的青少年在自己身边做事，每次到各县巡查时，更是从学宫的学生中选一些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一起去，让他们宣传教化的法令，在官府中出出入入。其结果是“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各县的官民见到了都以为很荣耀，抢着成为学宫弟子，有钱人甚至花钱以求能成为学宫弟子。因此，蜀地的民风得到极大教化，蜀地到京城求学的人数和齐鲁之地的一样多。
文翁办学，蜀中风气丕变，蜀中子弟明敏才秀者相继涌现，此为蜀学兴隆之发轫也。其中姣姣者状若繁星，蜀中文史哲中的俊彦不绝如缕：司马相如、扬雄、譙周、陈寿、严遵、落下闳等莫不受此劝勉旌扬学习之风影响而成就学业者。“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也。”汉武帝命令全国的郡县都设立学宫，于是有学宫从文翁开始创立这种说法。
文翁在蜀地逝世，（蜀地的）官民为他建盖祠堂，每年祭祀不断。班固在 《汉书》中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班固完成《汉书》时，距文翁在四川兴办学校约200年，班固的评价当不是溢美之词。
晋代蜀人明确提出蜀学概念
真正以“蜀学”见之于史籍中的是晋代的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孝文帝末年（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以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文）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孝武帝皆征入（张）叔为博士。叔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扬州刺史。”这里记录了文翁选拔人才的过程和成才者的成就，最突出的是张叔，后来做了扬州刺史这样的地方大员。而文翁选派到京学习经典的人员，回蜀地后又从事知识的传播教育，使得蜀地这个偏远地区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成就可以和齐鲁这样的文化发达地区相比了。
显然，常璩的资料来源于《汉书》并有所增益和补充，更重要的是其将“蜀学”明确标举出来。由此，我们对蜀学有了更为具体的认知，那就是关于蜀中的学业、知识、文化和学术研究等内涵，再进一步探究，蜀学应该涵盖文学、史学、哲学、天文、历算、经济、文化等内容。蜀学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并以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呈现出异彩绚丽的丰硕成果。这仅仅是笔者个人的理解，或许不免有所挂漏，仅供读者参考。为了弘扬对蜀学的研究，四川省文史馆和西华大学合办的《蜀学》，是一部以蜀学研究为重点的学术交流平台，读者如有兴趣，不妨翻阅参稽，会有助于对蜀学的深入认知。
既然蜀学具有如此丰富复杂的文化体系，因而绝非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所能囊括，更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所以，我们不妨首先从史学这一学科入手，选择前文所提及的《华阳国志》这部著述开始认识它，从点滴
《三国志》是蜀人治史的代表作
《资治通鉴》编撰曾倚重蜀地学者
四川古代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研究成果是非常著名而且成就斐然的，且不说列于二十四史中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就是巴西郡安汉县人（今南充）陈寿所撰，常璩的《华阳国志》也在中国地方史志中占有重要地位。北宋的张唐英、四川新津人所著《蜀梼杌》，是一部记载前蜀、后蜀割据政权历史的著作；四川眉州丹棱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历史资料极为富瞻的历史画卷，享有非常高的声誉和史学价值；井研人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驰誉史林，这些都是史学界广泛参稽的重要著作。此外，晋代蜀郡江源（今崇州）人常宽所著之《蜀后志》《后贤传》。南北朝时涪城（四川三台）人李膺的《益州记》，大约于欧阳修同时代的成都人吴缜所著《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谬》，堪称史学根底扎实的史学力作。司马光编篡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重要副手华阳人（今双流）范祖禹，年少才俊，总篡《神宗实录》二百卷，著《唐鉴》二十四卷、《帝说》八卷、《仁宗政典》六卷等多种，是北宋史学界的名家。
范祖禹之子范冲，秉承家学，著有《宰相拜罢录》《编类司马光纪闻》《范祖禹家传》等著作。令人惋惜的是都已亡佚。遂宁人王灼所著《碧鸡漫志》。载录音乐史之流奕并探讨了宋词的兴起、发展变化，极具价值。著有《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西夏事略》一卷的作者王称，是眉州眉山人，他的史学著作被《宋史》采取极多。限于篇幅，只能撮要介绍这些了。
成都人常璩失意于仕途
发奋撰就皇皇《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是我国保留较为完整的最早一部地方志，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历史、地理、人文情况，也对四川比邻的甘肃、陕西及湖北历史、地理山川有所述及，是地方志中具有极高价值的重要史籍。
《华阳国志》共十二卷十一万字，作者常璩，字道涛，蜀郡江源县（今四川成都崇州）人。出身与仕宦书香望族之家，其地与灌县（今都江堰市）接壤，汉晋时灌县属江源县，因此，旧灌县志记载在灌县城南30余里的太平镇有常璩的古宅旧址，大约可信。
虽然常璩的生卒年限于资料而未可详考，可是他的生活和经历还是可以大致厘清的。常璩的祖上从后汉以来直至晋朝世代为官，家境较好。常璩少年开敏好学，博览群书，尤善文史，对历史事件、地理之学兴趣浓厚，为后来的学术研究与史学著述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西晋末李雄在蜀据地称王，建立成汉割据政权（304—347），常璩曾做过李汉政权的文书小吏，地位卑微。李势继位后，常璩情况有所好转，任职散骑常侍，掌管著作，有机会接触丰富的文献资料，并且也取得调查研究的便利条件。在此期间，他努力完成了记载李汉政权兴亡得失的史籍《汉之书》（又称《蜀李书》《蜀汉书》）共十卷，被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孙盛誉为蜀史。常璩对史学有扎实功底和浓厚兴趣，他利用掌握著作的有利条件，有意识地寻访旧闻轶事，搜求了大量关于地方风俗、人物掌故、地理建制沿革流变等方面的资料，为其日后完成《华阳国志》的编篡与建构积累了经验，搜集了珍贵的材料。
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桓温伐蜀，大兵压境，势不可挡。当此之际，识时务的常璩劝李势放弃割据政权，归附东晋，受到称赞。《晋书·桓温传》说：“（桓）温停蜀三旬，举贤旌（表彰）善，伪尚书仆射……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并以为参军，百姓咸悦。”这样，常璩即随桓温来到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
然而，才华出众的常璩并未受到东晋朝廷的重视，可能还遭到重门阀的江左士族排挤，终其一生，都未获重用。成汉政权结束之后，常璩又撰写了《蜀平记》十卷。由于常璩对成汉政权制度、职宦、掌故、人物的熟悉，他还撰写了《梁益二州志》《巴汉志》《蜀杰》《南中志》等著作。因其失意于仕途，见弃于东晋王朝，于是发奋著书，将旧作充实完善，并补充了大量资料，精心结撰，殚精竭虑地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地方史志瑰宝的《华阳国志》。
据学者考证，《华阳国志》成书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至永和十年之间，其内容则是作者记载了自远古以来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关于巴蜀等地的历史事迹、地理沿革、人物行实及风土人情等内容，涵盖了云、贵、川以及甘肃、陕西、湖北等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诸方面，而以蜀中为核心展开。
《华阳国志》的命名源于《尚书·禹贡》篇中关于巴蜀等地区域的划分，即所谓：“华阳、黑水惟梁州。”这里所说的华阳是指华山之南的广大地域。而黑水则众说纷纭，而以丽水（及金沙江）较合情理。唯此，则所谓“华阳、黑水惟梁州”是指梁州东至华山之阳（南）、西达于黑水（金沙江）之滨的广大地域。因而，《华阳国志》所涉及的范围就不仅仅局限四川了，当然，以四川为主要对象是可以肯定的，《华阳国志》卷十三的序志中，作者十分明确地指出《华阳国志》的地域范围，即当时的梁、益、宁三州。
《华阳国志》内容十分丰富，我们将择其精彩内容，在以后的续篇中为读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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