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弹指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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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
我名叫马识途的由来
我名叫马识途，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想读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老马识途”这个成语。这个成语来源于《韩非子》上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代齐桓公和管仲率兵伐孤竹国，回程遇风雪迷路，管仲令纵老马随之而行，因得道归。管子说：“老马之智可用也。”我就是用这个成语取的名字。但是我原来的名字叫马千木，是因为我参加“一二·九”救亡学生运动，顺理成章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时，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人生道路，我这匹老马识途了，于是我就改叫马识途了。
但是这是我在党内的名字，因为我在白区做地下党工作时，因工作的需要，随时随地改换职业，自然就公开地叫张三、李四不同的名字，用过多少名字，我早已不记得了。唯独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抗战时期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合组）时，我名叫马千禾还记得。我本名马千木，为什么改叫马千禾呢？那是因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在四处追捕我，党的南方局叫我到昆明隐蔽，投考西南联大。但是考大学要先验中学毕业文凭，我的中学毕业文凭用的原名马千木，这正是特务追捕我的名字。如果我考上西南联大，报上公布出来，特务会来抓我。我莫奈何只好在文凭上把木字头上添了一撇，改成禾字。从此我叫马千禾。直到解放后我恢复用马识途，一直用到现在。
不过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人不承认我叫马识途，并且改叫“马失途”。还编了一个顺口溜，“识途老马不识途，识途老马已失途”。那是在一场风波中，一些老同志批评我的话。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终于把我从失途状态拉回到识途状态，我又叫马识途。并且劝勉我一辈子做识途的老马。我现在进入一百岁了，看来大有希望。
我的父亲
我们马家虽然号称书香世家，可是马家院子里的几十户后代，随着几代人的分家析产，大半已成为破落户。家道中落，住在马家院子里的男子汉，大半是只认得自己的名字，方便在按红手印时不至于按错。这些长年在田地里刨食的泥脚杆，只有在大院要举行什么仪式，又如过年祭祖，他们才从箱底翻出半新的蓝布长衫穿上，去面对书香之家的祖宗牌位。少数在私塾混过一两年，粗识文字的，能在场镇上看懂官家的告示和读懂契约文字，就算满意了。在这个大院里，真正能够继承马家书香门第的恐怕只有一人，那就是我的父亲马玉之。
我的父亲出生于前清光绪年间的1886年，小时候读过私塾，背过四书，谙习孔孟之道，后来上了新学的中学堂，除文化古典外，还读新学的 《算术》、《格致》（格物致知的理化学科）和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基础的《修身》课，二十出头才毕业。
辛亥革命前后，父亲跟着一批激进分子，闹过一阵革命，大家去日本留学时，他却因家道贫寒不能出国，只捞到一个区督学，穿着长衫，夹个皮包，在乡下督学。后来从北京到省县都挂上五色旗，办起了议会，父亲去竞选，当上了县议会议员。由于他工作勤勉，被推举为议长，从此进入社会上层，成为有模有样的人物了。再后来，父亲被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四川善后督办（相当于省长）刘湘赏识，调他到重庆帮办军政训练班 （有如今日的党校），刘湘任主任，父亲任副主任和训导。
父亲的积极性和能力为刘湘所赏识，于是被刘湘任命到当时土匪猖獗、豪强称霸的川西边僻小县洪雅去当县长，专治匪患。父亲在洪雅期间，软硬兼施，权谋诡计，基本上平了匪患，当地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万民伞。刘湘得知后，便把父亲调到让他头疼的家乡大邑县任县长。
和洪雅同样位居川西的大邑县，是个出产大军阀的地方，那里恶霸横行，兵匪一家。父亲带着一排人的手枪队前去上任，当地最大的恶霸刘文彩本想给父亲来个下马威，但一番较量，父亲占了上风，站稳了脚跟，深得刘湘赏识。
父亲正把大邑县治理得有了头绪，洪雅县的土匪又死灰复燃，民众上书刘湘，要求重调马玉之回洪雅治匪。于是父亲又回到了洪雅当县长。这一次，他亲自带兵上山剿匪，并且诱杀了当地的匪首，使洪雅县的治安得到恢复。他还在洪雅修路开渠，发展生产。他主持修的洪雅花溪渠，至今还在使用。前两年我到洪雅，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因为这条花渠，让他们旱涝保收。
蒋介石进军四川后，刘湘倒台，父亲也跟着垮台，只留下一块万民碑。抗战时期，偏安重庆的国民政府粮食部长，请父亲出山为重庆集运粮食，他干了一阵川西粮食专员，觉得难有成就，便告老还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我幼年的印象中，我的父亲有着颀长的身子和方正的脸，最显眼的，是他那看上去不知有多少光圈的深度近视眼镜和上嘴唇上那两撇显示出景从当时革命党人形象的八字胡。父亲经常坐在他书房的那张躺椅上，不是读古书就是读他一直订阅的天津 《大公报》，还有就是捧起他那一直随身的白铜水烟袋，悠然自得咕咕地抽水烟。
那个水烟袋经常被我们兄弟擦得锃亮，那是我们能亲近有着严肃面孔的父亲的契机。隔三差五的，我们会争着抢着去擦这个水烟袋，然后装上烟丝，点上纸媒儿，把烟嘴送到父亲的嘴边，他抿着嘴将纸媒儿吹燃，含着水烟袋烟嘴，吮吸烟锅里点燃的烟丝，咕噜咕噜地享受抽烟的快乐。他高兴了，便会拍拍我们的脑袋，发出稀有的微笑，这就是对我们的奖赏。
但是这微笑会迅速退去，紧接着，就会听到他严厉的声音：“今天的书念完了没有？”这时，我们便会自觉地退到楼上我们的书房里去，读他让我们读的《纲鉴易知录》，以及我们喜欢看的《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小说，还有我更喜欢的《大公报》上的“小公园”副刊。
我不知道父亲从哪里讨来的那么多古圣先哲的格言，一串一串地背给我们听，教我们如何处世为人。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八个字：“胆大心细，智圆行方”。有时，父亲还要我们剪下他指定的《大公报》上的社论，要我们读给他听。
我们特别听到父亲的教诲是：“你们要自己出去闯，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因此，他有个母亲不以为然他却一直坚持的决定：在我们兄弟满了十六岁时，一律赶出三峡，到外面去闯荡，安身立命，绝对不准留在老家当游手好闲的“公爷”。我正是十六岁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走出三峡，到北平去上学的。
令我们悲痛不已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父亲乘木船去赶场，在石盘滩时船翻，落水而亡。
（摘自马识途《百岁拾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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