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两“国志” 光焰万丈长 三国文化鼻祖陈寿与中国方志初祖常璩的史志故事

四川工人日报 2020-09-04 15:38 大字

常璩

陈寿著《三国志》

图据网络

《三国志》

《华阳国志》

万卷楼

陈寿与常璩同是四川人,一个是西晋的,一个是东晋的;一个被尊为“有一代良史之才”,一个被尊为“求真求是百代师”;一个著有《三国志》而名扬史界,一个撰有《华阳国志》而名满志坛;一个被誉为三国文化的鼻祖,一个被誉为中国方志的初祖。

他们二人史志同辉、珠联璧合,产生了“光焰万丈长”的史(志)学影响,宛如中国史(志)学界星空的双子座。因此,特将两人一同描述,以便更好地让世人了解他们二人。

《三国志》:延续了三国文脉

陈寿(公元233年至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少年在南充度过。他少时勤奋好学,对历史著作尤其是《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表现出浓郁的兴趣。特别是他受教于恩师谯周时,更是坚定了执着著史的信念。

陈寿一生著述颇丰,犹以《三国志》《三古志》《益都耆旧传》名扬历史。对这三部史书,影响和评价空前,诚如南充万卷楼的一幅楹联上联所言:“承祚(陈寿字)倘无三书神州尽成千古恨”。在这三部书中,《三国志》更是名气冲天,成为中华史籍中的经典之一。

公元280年晋太康时,48岁的陈寿开始了《三国志》的撰写。十年磨一剑,约在公元290年,陈寿终于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该著原名《魏书》《吴书》《蜀书》,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全书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60年的历史。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陈寿作为晋代的史官,在具体的叙述中,他注重历史的客观性与表现的技巧性相结合。一方面,他不得不维护魏为正统,即在《魏书》中为曹操写本纪,在《蜀书》和《吴书》中分别为刘备和孙权写《先主传》和《吴主传》;另一方面,他的成书确是如实地记录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格局,尊重了三国各自为政与互不统属的历史。更显技巧性的是,他写《先主传》和《吴主传》记事的方法与写曹操的本纪如出一辙,均采用年经事纬法,只是不称本纪而已,在事实上拉平了曹操、孙权、刘备三人的关系。

作为经典的《三国志》,其叙事简略流畅,记事详略得当,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故《晋书·陈寿传》对陈寿有“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评价。其学术价值的定位颇高,被史学界视之为纪传体史学的名著,把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而相提并论。到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时,《魏书》《吴书》《蜀书》合而为一,始改《三国志》至今。其间,《三国志》有若干刻本与注刻本,使之广泛流传和更加丰富。由于《三国志》的表现属于纪传体,加之史事的情节容易故事化,再加上晋惠帝诏令百姓抄写《三国志》等原因,故《三国志》不胫而走。《三国志》不仅奠定了陈寿“三国通”的地位,而且成为了三国文化的源头而被人们津津乐道。

如果说《三国志》中的《魏书》和《吴书》述说了历史上魏国和吴国的事情,那么《蜀书》则延续了巴蜀的文脉。在《蜀书》中,陈寿对人物品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认为,刘备是英雄,诸葛亮是奇才,关羽、张飞是虎臣。鉴于这种奇才,诸葛亮被尊为“名垂宇宙”的万世师表。这种评价,今天我们在成都武侯祠便可以看到。

陈寿记录了三国历史,延续了三国文脉,传播了三国文化,其家乡的人民自然敬重和忘不了这位德才兼备的“史官”。据《旧唐书》和1960年版的《南充专区志略·名胜古迹》记载,早在唐代时,家乡父老便在陈寿少年读书的地方建起了万卷楼,以供人们追思缅怀和砥砺后世莘莘学子。1992年,南充市政府重新建起规模宏大的万卷楼。

《华阳国志》:肯定了“蜀学比于齐鲁”

当“时光老人”步履蹒跚,从西晋走到东晋,一部不以地名而以“国”命名的志书诞生了,而且与巴蜀攸关。它,就是常璩的《华阳国志》。

常璩(约公元291年至361年),字道将,蜀郡江源(今成都崇州)人,东晋史学家。所著《华阳国志》为我国西南地区古史,对巴蜀史事记述尤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史志专著,被中外史学界称作“中国地方志的初祖”,誉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之一”。

《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该著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公元348年至354年),全书共12卷,约11万字。该志的记事始于上古,述及巴、蜀、南中、汉中等地;记人有公孙述、刘二牧、蜀汉先后二祖等的兴废嬗替。内容涵盖了西汉以来梁州、益州、宁州的地理、人物史料等,形式涵盖了地理志、人物传,堪称记载蜀汉及晋代史最为翔实的志书。

自然,这部志书成为了研究古代巴蜀人文历史学者的案头必备。它的历史信息量大、密集度高,对后世历史性著述的影响广泛,甚至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后汉书》等名著均从中大量取材。至于《华阳国志》书名中的“华阳”,其实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即指华山之南的古巴蜀等区域,因为在历史上并无“华阳国”。

志书是一个地方的全史,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华阳国志》在对于志书功能的表述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历来被志家推崇和遵循。它开宗明义,提纲挈领,即在序言中作了“达道义,章法戒,通今古,表功勋,旌贤能”的表述。这15个字,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它却是方志理论的源头之一,真可谓“不废江河万古流”。

《华阳国志》内容以历史、地理、人物为经,体裁以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为纬,体例近乎完备,引领了中华修志文明的代代赓续,在中国方志界极具影响,诚如《四川方志简编》所载:“自司马相如以降,纪蜀史者七八家,皆未能尽善,璩乃博考众说,裁成《华阳国志》一书,攻方志者,奉为鼻祖。”其意义和价值,诚如《红楼梦》之于古典文学,《史记》之于传统史学,《水经注》之于古代地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一,历来备受史(志)家推崇。自成书以来,宋代便有两种木刻刊板印行,明清至民国计有22种,足见其影响和地位。

《华阳国志》还肯定了“蜀学比于齐鲁”,佐证了“文宗在蜀”的概念,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不乏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成都。因为成都与巴蜀若干细节密码的解析以及城市发展的轨迹,特别是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凿离堆、穿成都二江之事等,在书中均可以找到答案。

“史家之独唱,无韵之《离骚》”。千百年来,人们对史家和诗人总是心存景仰。文风鼎盛的常璩故乡亦不例外。为缅怀这位造福桑梓的先贤,感恩这位志写春秋的尊者,崇州市推出了一系列纪念性的建筑。1987年,在江源古镇修建了“肇志堂”;1999年,在崇州城区新建常璩广场并塑常璩铜像。也许是对常璩的尊崇,也许是对《华阳国志》的敬畏,常璩故乡的乡亲不仅追寻“敬惜字纸”之风,而且张扬“惜字得福”之说。他们以佛塔为基本形制,于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在崇州街子古镇修筑了形状为六角的五级攒尖楼阁字库,以收存先贤字纸。该塔平地而起,镂空雕塑,为川西地区仅存的精美字库。除此之外,还于近年在街子古镇修建了华阳国志馆,专门介绍常璩和《华阳国志》,再现修志情景,让人们在这里感悟一代志家常璩的“如鉴如衡千秋笔”,感受方志中国的气息,感慨历史文明一路走来的步履蹒跚,而常抒一片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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