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两“国志” 光焰万丈长 三国文化鼻祖陈寿与中国方志初祖常璩的史志故事
常璩
陈寿著《三国志》
图据网络
《三国志》
《华阳国志》
万卷楼
陈寿与常璩同是四川人，一个是西晋的，一个是东晋的；一个被尊为“有一代良史之才”，一个被尊为“求真求是百代师”；一个著有《三国志》而名扬史界，一个撰有《华阳国志》而名满志坛；一个被誉为三国文化的鼻祖，一个被誉为中国方志的初祖。
他们二人史志同辉、珠联璧合，产生了“光焰万丈长”的史（志）学影响，宛如中国史（志）学界星空的双子座。因此，特将两人一同描述，以便更好地让世人了解他们二人。
《三国志》：延续了三国文脉
陈寿（公元233年至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少年在南充度过。他少时勤奋好学，对历史著作尤其是《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表现出浓郁的兴趣。特别是他受教于恩师谯周时，更是坚定了执着著史的信念。
陈寿一生著述颇丰，犹以《三国志》《三古志》《益都耆旧传》名扬历史。对这三部史书，影响和评价空前，诚如南充万卷楼的一幅楹联上联所言：“承祚(陈寿字)倘无三书神州尽成千古恨”。在这三部书中，《三国志》更是名气冲天，成为中华史籍中的经典之一。
公元280年晋太康时，48岁的陈寿开始了《三国志》的撰写。十年磨一剑，约在公元290年，陈寿终于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该著原名《魏书》《吴书》《蜀书》，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全书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60年的历史。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陈寿作为晋代的史官，在具体的叙述中，他注重历史的客观性与表现的技巧性相结合。一方面，他不得不维护魏为正统，即在《魏书》中为曹操写本纪，在《蜀书》和《吴书》中分别为刘备和孙权写《先主传》和《吴主传》；另一方面，他的成书确是如实地记录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格局，尊重了三国各自为政与互不统属的历史。更显技巧性的是，他写《先主传》和《吴主传》记事的方法与写曹操的本纪如出一辙，均采用年经事纬法，只是不称本纪而已，在事实上拉平了曹操、孙权、刘备三人的关系。
作为经典的《三国志》，其叙事简略流畅，记事详略得当，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故《晋书·陈寿传》对陈寿有“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评价。其学术价值的定位颇高，被史学界视之为纪传体史学的名著，把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而相提并论。到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时，《魏书》《吴书》《蜀书》合而为一，始改《三国志》至今。其间，《三国志》有若干刻本与注刻本，使之广泛流传和更加丰富。由于《三国志》的表现属于纪传体，加之史事的情节容易故事化，再加上晋惠帝诏令百姓抄写《三国志》等原因，故《三国志》不胫而走。《三国志》不仅奠定了陈寿“三国通”的地位，而且成为了三国文化的源头而被人们津津乐道。
如果说《三国志》中的《魏书》和《吴书》述说了历史上魏国和吴国的事情，那么《蜀书》则延续了巴蜀的文脉。在《蜀书》中，陈寿对人物品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认为，刘备是英雄，诸葛亮是奇才，关羽、张飞是虎臣。鉴于这种奇才，诸葛亮被尊为“名垂宇宙”的万世师表。这种评价，今天我们在成都武侯祠便可以看到。
陈寿记录了三国历史，延续了三国文脉，传播了三国文化，其家乡的人民自然敬重和忘不了这位德才兼备的“史官”。据《旧唐书》和1960年版的《南充专区志略·名胜古迹》记载，早在唐代时，家乡父老便在陈寿少年读书的地方建起了万卷楼，以供人们追思缅怀和砥砺后世莘莘学子。1992年，南充市政府重新建起规模宏大的万卷楼。
《华阳国志》：肯定了“蜀学比于齐鲁”
当“时光老人”步履蹒跚，从西晋走到东晋，一部不以地名而以“国”命名的志书诞生了，而且与巴蜀攸关。它，就是常璩的《华阳国志》。
常璩（约公元291年至361年），字道将，蜀郡江源(今成都崇州)人，东晋史学家。所著《华阳国志》为我国西南地区古史，对巴蜀史事记述尤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史志专著，被中外史学界称作“中国地方志的初祖”，誉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之一”。
《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该著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公元348年至354年），全书共12卷，约11万字。该志的记事始于上古，述及巴、蜀、南中、汉中等地；记人有公孙述、刘二牧、蜀汉先后二祖等的兴废嬗替。内容涵盖了西汉以来梁州、益州、宁州的地理、人物史料等，形式涵盖了地理志、人物传，堪称记载蜀汉及晋代史最为翔实的志书。
自然，这部志书成为了研究古代巴蜀人文历史学者的案头必备。它的历史信息量大、密集度高，对后世历史性著述的影响广泛，甚至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后汉书》等名著均从中大量取材。至于《华阳国志》书名中的“华阳”，其实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即指华山之南的古巴蜀等区域，因为在历史上并无“华阳国”。
志书是一个地方的全史，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华阳国志》在对于志书功能的表述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历来被志家推崇和遵循。它开宗明义，提纲挈领，即在序言中作了“达道义，章法戒，通今古，表功勋，旌贤能”的表述。这15个字，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它却是方志理论的源头之一，真可谓“不废江河万古流”。
《华阳国志》内容以历史、地理、人物为经，体裁以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为纬，体例近乎完备，引领了中华修志文明的代代赓续，在中国方志界极具影响，诚如《四川方志简编》所载：“自司马相如以降，纪蜀史者七八家，皆未能尽善，璩乃博考众说，裁成《华阳国志》一书，攻方志者，奉为鼻祖。”其意义和价值，诚如《红楼梦》之于古典文学，《史记》之于传统史学，《水经注》之于古代地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一，历来备受史（志）家推崇。自成书以来，宋代便有两种木刻刊板印行，明清至民国计有22种，足见其影响和地位。
《华阳国志》还肯定了“蜀学比于齐鲁”，佐证了“文宗在蜀”的概念，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不乏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成都。因为成都与巴蜀若干细节密码的解析以及城市发展的轨迹，特别是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凿离堆、穿成都二江之事等，在书中均可以找到答案。
“史家之独唱，无韵之《离骚》”。千百年来，人们对史家和诗人总是心存景仰。文风鼎盛的常璩故乡亦不例外。为缅怀这位造福桑梓的先贤，感恩这位志写春秋的尊者，崇州市推出了一系列纪念性的建筑。1987年，在江源古镇修建了“肇志堂”；1999年，在崇州城区新建常璩广场并塑常璩铜像。也许是对常璩的尊崇，也许是对《华阳国志》的敬畏，常璩故乡的乡亲不仅追寻“敬惜字纸”之风，而且张扬“惜字得福”之说。他们以佛塔为基本形制，于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在崇州街子古镇修筑了形状为六角的五级攒尖楼阁字库，以收存先贤字纸。该塔平地而起，镂空雕塑，为川西地区仅存的精美字库。除此之外，还于近年在街子古镇修建了华阳国志馆，专门介绍常璩和《华阳国志》，再现修志情景，让人们在这里感悟一代志家常璩的“如鉴如衡千秋笔”，感受方志中国的气息，感慨历史文明一路走来的步履蹒跚，而常抒一片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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