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会更好
程瑾
是的，考验在2020年来得有点猛。
是的，生活常常不容易。可敢于直面人生，感受人生波折的苦乐，经受经济周期的考验，承受社会潮汐的冲击，这不是绝世英雄小说般的故事，而是每一位用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和家人编织幸福生活的普通人本然的生活状态。
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并且最好欣然，接纳世界的真实模样，接纳生活的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不堕信心，不失希望。像二十五岁的梁漱溟在听到父亲梁济“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世纪之问时，回答的话“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其实父亲的这个问题伴随了梁漱溟一生，他晚年的口述回忆录就定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这本书曾入围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并荣获中国首届报纸阅读文化圆桌会议，被评选为“2006年十大好书”。这是一部采访对话录，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艾恺因为对梁先生的生平志业产生兴趣，以他作为博士论文主题，特意来华采访，两人对话长谈十余次。
要说这本书最有意思的还是作者和梁老的互动本身。在二人时而紧凑时而松散的对答中，读者的神经也跟着时而雷时而囧，时而感叹时而冒汗，阅读的过程也是既丰富又曲折。
比如好像一说到思想，我们就难免觉得艰涩深刻，可实际上这本书里的思想，多讲的是些平常生活里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讲，梁先生说中国文化的特色就将其解读为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讲的就更通俗，说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把家庭关系推广到家庭以外去，比如把老师叫师父，把同学叫师兄弟，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好像把那个离得很远的人也要拉近，说这个就是中国特色，跟西方国家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是完全不同的，它讲究的就是互相以对方为重，所以他又说，愈要明白人类的心理，便不得不先求自心的彻底了解，由此才能推己及人。所以，梁先生才讲，“不能和别人打交道一开始就怀疑人家。”
说到做学问，他讲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好像“这个世界会好的”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落到身处逆境中的个体身上，真的去信仰并且实践就难了。可梁先生做到了，在晚年被罚扫马路、扫厕所的日子里，他还能扫得悠然自得，完了还去护国寺的华清池去洗个澡，到北海公园打一趟拳，说到自己为何会乐观时，他讲，人呢不要老怀抱着一个希望未来，好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未来，反而把当前的事情啊，看轻了、忽略了，不能够好好地在当下用心。当问及家里的字画书籍全部化为灰烬时的心情，他回答：“开头有几天不愉快，可是很少的几天我就过去了，我没有什么不愉快了。”
当然，梁先生说的这些并不是什么鸡汤，而是把这种希望世界变好的信念都付诸实践的实干家，他对自己如此定位：“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比如，因为坚信“乡村运动正是民族自觉的开端”，想要从乡村开端倪，渐渐扩展成功为一个大的社会制度，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1924年31岁风华正茂的梁漱溟突然辞去北大的教职，到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到山东邹平，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村学、乡学，实施广义的教育工程。如研究者所说，“其设计之精、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细节之富、效果之丰，是令人惊异的”。
艾恺在为此书作序时写到，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认为即便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然会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表里如一的人格，他确实在生活中实践着他的思想，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中国文化的理想。
如今已经是2020年，距离梁济的问题已经过去了100多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发展与改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可大到世界、中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在承受巨大的考验。当太多人在屏幕前感慨“我太难了”时，就想起梁济先生的世纪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简单的句子里，蕴含着那么多的无奈、自嘲与顾影自怜，却又展现出那么多在大时代考验下不服输不放弃的生动脸庞。
是的，面对考验，要么扼住命运的咽喉，要么被命运扼住咽喉，我们不能后退、不能屈服，而要努力奋斗，甚至起身战斗。当然会疼痛，甚至会受伤，但绝不会让自己后悔。因为你懂得，没有什么比内心的信念更加真切，没有什么比内心的力量更加坚忍，这信念与力量，将撑开我们共同的硬核年代，蹚过烈火，抵达梦想。
毕竟，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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