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服务之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系列评论之二 从契约精神开始，构建服务文化软实力

本报评论员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个字，出于五代后蜀皇帝孟昶为整顿吏治亲撰的《颁令箴》。原文较长，宋灭后蜀后，太宗删繁就简，摘取了这四句颁于州县，敕令勒石立于衙署大堂前，名之曰《戒石铭》。据说旧时地方官在上任时，要在戒石下举行祭拜仪式，并带领僚属诵读铭文，昭示初心。以雇佣交易来定位官民关系，来规范吏治文明，抛开时代局限仅看字面，颇与现代社会治理强调的契约精神契合。

契约的拉丁文原意为“交易”。契约精神，最初是指商业活动中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等内在原则，违背契约者要受到制裁。后来被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作为理论武器引入社会治理范畴：“通过每个公民让渡一部分权力交给国家代为使用，双方建立社会契约，各自履行应尽的权利与义务，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契约精神，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同样有着积极作用。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以“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为什么有的企业在当地无法生存，而在南方风生水起？为什么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但事依然难办？原因就是我们在服务意识、服务能力、服务成效上有很大差距。”

服务意识是因，服务能力、服务成效是果。内在的服务意愿上的差距，导致外在的服务水平的差距，最终体现在发展环境、发展态势的差距。衣食住行，柴米油盐，这种服务意识的差距几乎体现在各行各业。但影响最为深远的，首推公务员队伍，因为他们代表政府行使职能，履行服务社会的契约，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更为重大。服务意识的淡漠，根源往往在契约精神的缺失。

往大里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政府受人民之托，代替人民在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从总体上保护所有人并具体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政府工作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人民服务，所有公务员都有一个名字——人民公仆。政府所拥有的公共权力本身就是契约精神的产物，任何服务工作的缺位失位，都将导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打折扣。

往小里说，每一位公务员领取的工资，都是纳税人用以购买他在岗位上尽职履责的报酬。在其位、谋其政，是一个最原始的契约，天经地义。有为是基本职业操守，是职业道德。有为是本份，无为是失职，乱为是违法违纪。缺乏对这种关系的认识，缺少对自身职责的敬畏，面对服务对象不情愿，不到位，不作为，本质上是不讲规矩、不守诚信。

孔子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各级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不仅仅受托依法管理各种社会事务，更是地域文化的基石，社会风尚的表率。从尊重契约精神开始，加快服务意识提升，加快缩小服务能力、服务成效上的差距，进而带领全市人民营造出讲规矩、守诚信、有作为的城市服务文化，必将成为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强大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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