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镜鉴和平年代,他是精通刑名之学、敢于直谏、善于处置难题的清廉干员,深得皇帝的信任。乱世之际,他以文臣身份带兵奋战,或毁家纾难,或孤身犯险,奋勇前线独当一面
李之芳像
清康熙刻本《李文襄公奏议》内页
□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耿军
初冬的惠民县,朔风料峭,清霜冷傲,但因有斜阳映照,天寒却不觉冷,反而有一丝暖意环绕。
三百多年前,这里曾走出一位叫李之芳的年轻人。他历任地方、中枢,勤勉于政,或为百姓疾苦触怒权贵,或为地方安宁甘冒矢石。当他年老休致,归籍养老,更热心乡土事业,深受百姓爱戴。“纵览李之芳的仕宦生涯,他是靠着实干成绩一步步走上去的。他秉公执法、精通刑名、善于用兵,是那个时代难得的干练能臣。”惠民县史志办办公室原副主任王剑说。
办案不徇私,必得实情
明熹宗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李之芳出生于一户殷实的农家。李家除了稼穑为生,也为人推磨卖面粉,并无什么仕宦经历可以夸耀。其家谱也记载,“代有隐德,为闾里所称”。这其实是为尊者“曲美”的委婉说法而已。
李之芳虽生于农家,对读书却有着异于常人的喜爱和执着。他7岁入私塾,勤奋刻苦终日,为乡间读书人所称道。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15岁的李之芳从武定州(今惠民县)赴济南府参加秀才考试。当年主持考试的是翰林翁一瓛。他曾是乡试解元,殿试进士,对文章审定向来以苛刻严厉而知名。但当他批阅到李之芳的答卷时,忍不住击节赞叹,还在卷页上大书了个“取”字,录他为秀才第一。
崇祯十五年,19岁的李之芳应乡试,中第九名举人。当时浮现在李之芳眼前的,大概是无限美好的锦绣前程。
但年少得意之余,往往也会遭受命运的无情锤炼。中举第二年,变故相继而来。乡间的父母亡故,李之芳丁忧守孝,不能参加当年的科考。
正在李之芳丁忧时,天下形势风云突变。先是西北闯王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崇祯帝走投无路煤山自缢；尔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剃发降清,满清贵族趁虚而入,定鼎中原。
满清入关之初,为消弭反抗心理,接受汉臣建议,迅速开科取士,笼络读书人。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即使战事正焦灼,清廷还是在控制区域内举行了首次乡试,第二年举办会试,选拔了第一批举人和进士。丁忧期满的李之芳,也参加了这科会试,却遗憾落榜。第二年,清廷为笼络江南的读书人,再度举办会试。该科由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冯铨等人主持,这一次李之芳中殿试三甲第四十四名。
顺治六年,李之芳授任主管刑狱的浙江金华府推官。他上任后,行事作风和前几任相比截然不同。他没有选择和当地官员走动熟悉,而是定下了一条规矩——谢绝一切请托和游说。
原来在赴任前,李之芳就了解到金华府司法领域的一大陋习:豪门大族仰仗财力,遇官司即送礼游说,不仅腐化了司法体系,还酿成冤假错案,以致含冤负屈者相望于道。李之芳不仅定下了这条规矩,而且在复核案件时,还要直接和原被告接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送礼请托之风渐渐没了市场,金华府的讼狱趋向公平。
要做一个好推官,除了有正义感来支撑,也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素养。李之芳对经手的每一个案件,都对案情细加探寻,矢志了解背后真相。有一次,奉命巡按浙江的御史杜觉庵来到金华巡查,想要了解府衙积压的案件。当时尚在审理的案子有十来宗,杜御史便让胥吏整理好案卷以备查阅。李之芳却说:“不需专门查阅,您可随时询问。”杜御史询问案卷之来龙去脉,李之芳皆能脱口而出,而且与案卷所载一一对应。杜御史由衷感叹道:“此真司理也!”
推官肩负司法公平,除强暴扶弱小,时常会因坚持真理而触怒权贵,李之芳也不例外。当时驻防金华的总兵是骄横的马逢知,他时常纵容部下以低价强取商贩货物。愤怒的百姓伸冤到了衙门,可当地官吏因惧怕而缄口不言。李之芳闻知后,立即按律法将涉案的兵丁予以惩治。这可惹恼了马逢知,他一纸文书,将李之芳告到府、道两级衙门。上级出面调和二人矛盾,想要李之芳放任马部步卒肆意妄为。李之芳却以“为民不可俯首”为由,始终拒绝和马氏和解。马逢知面对“强项”的李之芳,竟也无可奈何。李之芳的刚直之声,随即传遍浙省全境。
李之芳精于刑名、善于讼狱的才华,逐渐得到上级的赏识。顺治九年,浙江巡抚将编写浙江《赋役全书》的任务交给他。起先,巡抚委派的是杭州、湖州两个重镇的刑官,但他们耗时许久,始终没有完成任务。
《赋役全书》是一省十年内征收赋税、派发徭役的依凭,关系国计民生,意义不言自明。李之芳接手后,参照往年赋役书,并根据地亩、人口变化进行修订,多者裁,少者留。对于含糊不清的记载,他就实地考察寻访。同时他减有余、补不足,兼顾地方经济实际,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此书上报后,巡抚评价它“斟酌通融,因革损益,条分缕析……见为国民筹计苦心”。
顺治十年,是天下外官极为关心的“大计”之年。这一年,吏部要对地方官予以考核,对政绩优异者褒奖升迁,对尸位素餐者贬谪罢黜。每到这个时候,也是托关系、走后门风气最盛之时。李之芳无心于此,只是在衙署断案,并不参与请托。考核结果公布时,他被定为第一等“卓异”,赴京觐见皇帝,并接受御赐蟒袍。
第二年,因显赫的政声政绩,李之芳调任刑部广东司主事。赴京之前,他将在金华办案的卷宗和《赋役全书》合编成集,以作后继者的借鉴。在序言中,他总结办案原则办法,颇有见地:“推官审案断案,切记此牵系世道人心,故一定要秉承公心。查探真相,就要使木讷的人尽量说话,欺瞒狡诈者显露原形,口若悬河者不敢放肆,如此这般再经反覆推敲勘验,能得到案件的原委实情。”
此序言,可看作李之芳对自己多年推官生涯的总结归纳。带着这份执着探寻真相的信念,他赴刑部上任了。
等待他的,既有幸运,也有难题。对幸运,他淡泊以对；对难题,他两肩挑起。
难题两肩挑,简在帝心
任京官不到一年,一个人人羡慕的好运气就落到了李之芳的身上。
顺治帝为了选拔年轻人才,特意颁发诏令,要求各部院衙门,将有“才优经济、堪任养民”的人,报送吏部从优擢用。也就是说,凡被举荐的官员,要被委以重任。而刑部准备向吏部推荐的,就是李之芳。
人之品性,往往昭显于利益之前。面对近在眼前的高官厚禄,李之芳作出了一个令同僚匪夷所思的决定:他找到刑部尚书,以自己资历尚浅为由,坚决要求举荐他人。有人规劝他:“失此机会,勿要后悔。”他却回答:“若有后日之悔,则无今日之言。”
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升迁洒脱傲然,李之芳此举赢得了上司的赞誉和钦佩。第二年,他先升员外郎,后升郎中,成为刑部湖广司的主官。
不久朝廷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各部院负责文案的人员悉数裁撤。刑部卷宗无人汇理,堆积如山,刑部尚书让李之芳来总理案稿。他不负众望,细心料理,很快将积攒的案卷分门别类,处理妥当。检查案卷时,他常说:“各省刑狱文卷,都关乎百姓生死存亡。如果原有一线可生之机却因疏忽而放过,那人不就是因我错杀的吗?”所以每个案件,他都再三审阅,指明疑点,尽力平反蒙冤入狱者。他超强的办案能力,迅速成为刑部同僚议论的热点话题。
次年,一场科场舞弊案的爆发,一方面给朝野带来极大震荡,一方面却给李之芳提供了展现才华的舞台。
顺治十四年,轰动天下的江南科场案爆发。顺治帝一向厌恶科场舞弊,如今财税重地江南乡试丑闻迭出,更让他出离愤怒。他立刻谕令刑部从严办理,并将涉案六十余人的口供整理成奏折呈上御览。但此案牵连甚广,案情又错综复杂,审讯官疲于应对,纵使焦头烂额,也无法理清千丝万缕的头绪。审理官只能推荐李之芳来办理此案。李之芳受命后,一连数日不眠不休,依靠娴熟的办案技巧,很快对案情了如指掌。当顺治帝看到案几上辨明清晰的奏折,对敬业的李之芳极有好感。从此李之芳的干练印象,“简在帝心”。
顺治十五年,皇帝召集各部的郎中,亲自出题御试,考察才干品德。考试后,李之芳被改授为广西道监察御史。
御史掌握监察大权,对民间疾苦、朝廷弊政、官员不法皆有监督之责。李之芳任御史后,考察地方积弊,很快就上了一道关于钱谷征解的奏折。按当时律法,各省缴纳中央钱粮,应该由官府征收押解。但各地为图便利,委托地方大户代办。大户随意花销克扣钱粮,于中牟取私利,因此造成亏欠,又强迫百姓补足。李之芳上《请革私佥民解疏》疾呼:“小民的膏血有限,不堪忍受一剥再削。当其乏竭时,甚至无以为生。即使痛加鞭笞训责,也不可能有所得了。(在大户征解制度下),百姓纵使气尽力殚,国家也得不到丝毫额外的收益。”顺治帝览奏后,也忍不住感叹“未料令民间押解钱谷,竟然如此祸害百姓”。经过户部讨论,决定依照李之芳提议,在全国严禁这种陋习。
接着,李之芳又上多条奏折,或是陈诉民隐,或是抚恤民生,或是参劾督抚,乃至弹章大学士。一时间朝堂震动,目为刚烈直臣。
李之芳奏疏,关乎民生、切中时弊,得到帝王的重视。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李之芳因功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不久又被任命为浙江总督,成为地方大员。
康熙帝派李之芳赴浙江,看重的是他善于理政的才能；而李之芳所要面对的,是天下一触即发的大危机。
文臣能带兵,独当一面
康熙帝亲政后,最为忧虑的,是南方拥兵自重的三藩。面对尾大不掉的局面,他决意趁机削藩,拔除不稳的祸源。而在削藩之前,他作了一系列部署,将信赖的能员干将派往南方诸省,以稳定局面。李之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赶赴浙江上任的。
离京之时,李之芳似乎也有这种预感。上任途中,他顺道回到故里祭祀祖先,还写信给长子。信中说:“仕宦当作御史,否则为将帅。我先任御史,今任总督,承两朝恩遇,只有殚精竭虑报答而已。”他在家书中颇有所指地嘱咐:倘若局面急迫时,可散去家财以救济。后来浙江战事爆发后,儿子果然按照他的吩咐,典卖家资毁家纾难募集乡勇奔赴前线。
李之芳深知,三藩一旦事发,浙江就要直面福建耿精忠的进攻。所以他刚上任,即巡防各镇,督造战船,训练士卒,部署火炮,加强浙江的防御力量。很快,耿精忠叛变的消息便传到了浙江。而耿精忠北上的必经之路,则是闽浙要道仙霞关。仙霞关分布于仙霞岭之上,是古时福建通往京城的唯一官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两浙之锁钥,八闽之咽喉”之誉。
得知福建叛变消息后,李之芳立即按预先的部署,派官兵分守要地,并令重兵屯于仙霞关。
但敌人来势汹汹,浙江孱弱的兵力一时难以抵挡。一边是耿精忠率军攻占浙南,直迫重镇衢州；一边是清军因粮饷问题哗变倒戈蜂起,祸起萧墙。浙江半壁接连沦陷,形势进入最危险的时刻。
康熙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夜,浙江总督府内的议事厅灯火通明。这是李之芳召集当地众将官,彻夜商议浙江战局。他慷慨激昂地说:“朝廷以封疆之任属我辈,事至则须身先士卒。我虽是文臣,但官位在提督之前,我当亲率精兵裹粮倍道而行。”
与会官员认为李之芳身为总督,应坐镇杭州指挥战事,不可轻易孤身犯险。李之芳却认为,衢州乃浙江重镇,关乎浙北存亡。若衢州失守,不仅全浙动摇,江淮也难保全,必须亲自镇守方才安全。他随即率官兵1500人,自杭州乘船到达衢州。史载舟船夜行江面,李之芳见晓月悬空,持刀立船头,极目眺远方。此时,故乡的儿子接到父亲急件,也遵其嘱托,招募五百精壮勇士来到军前助阵。
到达衢州之前,李之芳再三严明军纪,要求对百姓秋毫无犯。进入衢州的第二天,他就发出措辞严厉的谕令:“管兵者亲临驻扎,纪律严明。耕耘贸易一无侵扰。”第四天,他又颁布九条军令,皆是要求约束清军言行,不得欺辱百姓。一时间军纪肃然,百姓欢欣,衢州形势暂时稳定下来。
李之芳扼守衢州,阻挡了耿精忠北略的既定计划。为了突破衢州这个障碍,耿精忠一面将四万多人调至衢州城外安营,一边派遣奇兵袭击清军的粮道。李之芳守城仅有数千之众,抵挡耿精忠极为吃力。他在《亟请应援满兵疏》中道:“唯思身膺重任,但当尽心竭力……然贼兵四面而出,实已危急……当逆贼数万之众,势必不支。倘有变故,贼自衢州顺流而下,不过两三日,全浙大势不可收拾。”
为了摆脱被动的局面,李之芳决意出城迎战,以解衢州之围。他先阅兵于城内,宣扬“顺逆”大义,激发将士战斗力。战斗打响后,炮声震耳,流丸如雨,左右之人劝他稍微躲避,李之芳却说:“不可,统帅稍退避,就会为对方所乘。今日之事,以胜败为我生死而已。”双方激战许久,李之芳终于击退强敌,衢州转危为安。
此战后,浙江战局出现逆转。李之芳一面率军收复失地,一面对叛军剿抚并用。他规定,凡是愿意投降的,既往不咎,皆令其掌管原先军马,因而一时投诚者无数。
李之芳不仅对投诚者宽大,对俘虏也极为宽厚。有次清理战场,兵丁搜获耿精忠的残兵六十多人。对于这六十多人,军吏们想将他们正法。李之芳却认为:“他们都是受裹胁的百姓。我们起兵平叛,就是为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如今怎么可以正法?”他发给路费,释放他们回家。
衢州之战后,入闽之路洞开。官军入闽之际,李之芳亲自叮嘱将帅,一定要约束部下,严禁掳掠财物、妇女。将帅遵其法,果然一路兵不血刃进占福州。大势已去的耿精忠,只能率文武官员出城投降。
三藩平定后,摆在李之芳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浙江。浙江南部“陷贼三载,惨遭荼毒”,百姓家资被搜刮干净,房屋也化为丘墟,有的地方甚至“妇女衣不蔽形,牛畜种类俱绝”。李之芳深感百姓流离之苦,立刻为浙江免赋上疏请命,并请求发还难民子女,赈济被战灾民,发放耕牛、种子,迅速恢复生产。朝廷却认为各县沦陷时间不尽相同,应予以区别对待,不可悉数全免。李之芳一连四次上疏,陈明其中利害,他说:“抚恤难民是固国之本,宽裕赋税是资国之用。先有能够生存的百姓,才能有可征的赋税。浙江被兵燹蹂躏,饥寒交迫,哀鸿遍野。若不免除赋税,不但旧税难补足,新税也难完结。”皇帝览奏动容,便下诏答应了李之芳的免赋请求。
官拜大学士,被诬朋党
李之芳在浙江的军事胜利,为自己积累了巨大的声望。后来朝廷兵部尚书出缺,朝堂群臣便公推李之芳出任。
离浙北上之际,杭州百姓至郊外送别李之芳。因送行百姓过多,竟然导致道路拥塞,车马不能行。有绅士要为李之芳建起生祠,却被他严令禁止。
当时李之芳已戎马倥偬十年,还朝时须发皆白,公卿士大夫莫不相顾叹息,康熙帝亦为之动容。
第二次从地方调任中央,李之芳面对的却是朋党斗争的尴尬局面。当时大学士明珠因削藩有力,深得帝王宠幸,权倾朝野。他广结同僚,对趋炎附势者重用,对不肯阿附者报复。李之芳夹在中间,几乎进退失据。
但明珠平素钦佩李之芳的才华,两人在平定三藩时也有过亲密合作,所以李之芳的仕途并未受影响。康熙二十三年,李之芳由兵部尚书转任吏部尚书,成为掌握天下铨衡大权的重臣。但第二年他就疲累于朋党,上疏乞求休致。然而康熙帝却舍不得他离开,以“卿才品优长,简任铨衡,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康熙帝还派太医前往医治,嘱咐李之芳好生调养。
康熙二十六年,66岁的李之芳再次疏请罢官,康熙帝还是再次挽留。为了安慰李之芳,九天后还拜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代皇帝批阅文件,草拟圣旨。
但明珠的揽权,渐渐为康熙帝所察觉,引起了皇帝不满。不久即有御史揣测皇帝心思,上疏弹劾大学士明珠和余柱国。康熙帝顺势免除了明珠和余柱国的职务,也让负有连带责任的李之芳休致回籍。
休致返故乡,乐得其所
康熙二十七年,无官一身轻的李之芳回到了故土。居乡期间,他热心公益,兴办义学,深得百姓的爱戴。
虽然被诬为朋党以致晚节不保,李之芳内心多少有些隐隐作痛。但他依旧把为官品德,看作比一切都重要。在给外地为官长子的信中,他谆谆告诫道:“汝在楚中,勉为良吏,事上接下,临民交游,俱宜谦让小心,谨慎罔懈,方不负我谆嘱。”
第二年,康熙帝南巡经过德州。李之芳和地方官前往迎驾,皇帝让李之芳同路交谈,至济南方分别。
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李之芳于故乡溘然长逝。康熙帝听闻噩耗后谕旨:“李之芳效力年久,前为浙督时,随大军进剿,历有劳绩。简任机务,勤慎素著。忽闻在籍溘逝,朕心深切轸侧。应得恤典。”吏部遵上谕,赐谥“文襄”,派员前往惠民主持祭祀。
李之芳去世后,康熙每思其功,便对大臣说:“人能效命,即为勇士。耿精忠叛,时之芳为总督,虽不谙骑射,执刀立船首,率众突前破敌。彼时同出征者,还京皆称其勇。今承平久,善射,能约束士卒,尚不乏人。若屡经战阵者,甚难得也!”。
在李之芳病故30年后,雍正帝仍旧感念他的功德,在地安门诏立贤良祠,并决定今后“德若汤斌、功若之芳者祀之”。
乾隆皇帝在录历代勋臣时,对李之芳也有较高评价:“之芳力扼三衢,敌虽东略,终不能得志仙霞。下闽之功,与有劳焉……并践纶辅,易名曰襄。呜呼,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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