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能在思想里找到安慰，就足够了”
何兆武在自己的书房中。资料图片/秦斌
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在京逝世，享年99岁。何兆武曾期许自己能成为“一个纯粹的观者”。他的生命、思想与学术历程为今人带来丰厚的精神遗产，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何为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与使命。
何兆武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著代表作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学术研究代表著作有《中国思想发展史》。
少年时光
在图书的“花花世界”里浸染性情
与许多当时的中国人一样，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之下，何兆武一家在中国大地上的腾挪转移。由于太平天国的动荡，何兆武的曾祖父跨过长江，来到了岳阳。何兆武的父亲在清末时就读新式学堂，在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学采矿。他父亲毕业时恰逢辛亥革命，于是就跑到南京为国民政府工作。后来，他父亲也随着政治中心北移迁到了北京。1921年9月，何兆武出生于北京。
何兆武从小兴趣杂博，他在上北师大附中时就喜欢“无故乱翻书”，除了当时小孩子都特别喜欢的《三侠五义》等武侠小说之外，包括“开明青年丛书”中丰子恺和朱光潜所写的通识读物等学术普及书籍对他影响很大，开拓了这位少年的视野。
当时北师大附中附近的琉璃厂是全中国书店最集中的地方，而北京图书馆就在北海西侧，何兆武骑十分钟自行车便可去借书。在《上学记》中，何兆武将他在北京从初二读到高一这三年和在西南联大上学的七年并列为最美好的岁月。
然而，就在何兆武升入高一那一年，抗战爆发了。惨痛和恐怖的氛围下，何兆武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流浪”。他先回到了湖南老家，就读搬到长沙的中央大学附中。由于日本人开始进攻武汉，何兆武在中央大学附中念了一年书后，跟着学校颠沛流离转移到了贵阳上学。当时的贵阳十分贫困，在贵州的小饭铺里，只有盐巴和干辣椒可以下饭。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轰炸，他们在山里念书，就跟“修道院”一样。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何兆武实现了他小时候的理想，考上了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
学术氛围造就不功利的读书观
与许多中学毕业生一样，在选专业的问题上，何兆武陷入迷茫。他的同学对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这或许是当时社会对文理科的刻板印象。恰好，何兆武在中学时喜欢看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特别想学建筑。由于西南联大没有建筑系，他就选择了土木系。
不过，西南联大的第一年并不分专业，土木系的学生要学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何兆武很快发现，他对微积分、普通物理等理科课程的兴趣并不大。当时，象牙塔外正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何兆武心系时局。或许为了探讨文明命运的兴衰，他转到了历史系。
西南联大转系制度的宽松与其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有着紧密联系。据何兆武回忆，老师们讲课是自由的，他们想讲什么，想怎么讲全由老师自己掌握。老师们各讲各的见解，学生们在多种思路中开阔视野，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何兆武记得，他在上金岳霖的逻辑学课时，有位同学就经常在课堂上和金岳霖辩论。这种学术氛围在西南联大比比皆是。
西南联大学生们的个人生活也十分自由。据何兆武回忆，当时的西南联大“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在这样的氛围里，何兆武听了许多名师课程，比如沈从文、闻一多、钱锺书……从历史到文学，何兆武广泛吸取着不同知识的养分。
除了学习之外，大家唯一的乐趣是到茶馆聊天，有许多想法就是在聊天中得到启发的。在何兆武日后的回忆里，西南联大虽然物质条件匮乏，时不时还会有空袭，但这段他戏称为“自由散漫”的时光却是他人生中最怀念的读书时光之一。
进入历史系后，何兆武意识到，零碎的历史细节，并不能帮他理解历史，要理解历史就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做理论的总结。哲学成了关心人类命运的何兆武的下一个专业——在毕业后，何兆武在西南联大接着读了哲学系研究生。
在念哲学系研究生期间，何兆武得了肺病，有半年没去上课。后来，他受好友王浩影响放弃了哲学专业。在王浩看来，学哲学要不像笛卡尔、莱布尼茨、罗素等人从自然科学入手，要不受点哲学的熏陶，去研究文学。何兆武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就想选择后一条路——正好，在他得肺病期间，他读了丁尼生、勃朗宁、雪莱、拜伦、济慈等人的诗歌，这些诗歌给他很大的影响，一首诗就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他非常喜欢丁尼生的人生观。次年，他转入西洋文学系，跟着吴宓读研究生。在吴宓离开了西南联大后，他就跟着罗伯特·温特学文学批评。
由于种种原因，何兆武最终没拿到学位。不过，何兆武的主要兴趣也不是文学研究。他认为，读书不能太功利，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这也形成了何兆武的读书观。
治学生涯
随兴所译，遍成经典
在北师大附中和西南联大的读书经历，让自由读书、“随性而为”的气质深刻地写进了何兆武的基因里，这种灵活和自由也贯穿了他的知识分子生涯。
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的扩军中，何兆武由西安师范学院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撰写等研究工作。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他工作上研究的重点得“服从需要”。在完成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之后，何兆武依然保持着自己灵活随性的研究方式，他开了间“地下工厂”——比如，他在业余时间“偷偷地”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这些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都先后出版发行，并成为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当中的优质作品，并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成了知识青年竞相传阅的作品，启蒙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的心灵。
在上世纪80年代，何兆武翻译了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这本书是唯一一本非“地下工厂”生产的作品。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联名邀请罗素来华访问。临行时，罗素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便将自己的《西方哲学史》赠予毛泽东。何兆武受嘱托译介此书。他的译本也成为罗素这本名著的权威译本。
虽然没有留洋经历，何兆武却能将艰涩难懂的学术著作译得通顺晓畅。2015年4月20日，何兆武获得了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改革开放后，何兆武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在译介西方史学、哲学等思想理论的同时，他还做了大量西方思想史研究。比如，他翻译过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也自己撰写了《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在中国哲学方面，他除了参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等巨著的编写工作之外，还在1978年出版了《中国思想发展史》，这本书也成为当时许多大学的教科书。
“兴之所至”是何兆武的治学方式。除却历史哲学、康德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之外，他还有很多面对大众的杂文写作。他的口述史《上学记》回忆了他的求学经历以及他对当时民国知识分子的观察，这本书被誉为“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是当下许多人了解西南联大和那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文献。
在如今功利化的学术体制里，何兆武以这种“兴之所至”的方式来治学，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文/徐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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