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北海采用“法院＋工会”模式，“云调解”合力化解劳动争议纠纷 31名农民工历时两年讨回欠款
“讨了快两年的薪酬都没有结果，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农民工唐荣宽激动地说。
6月22日，一起31名农民工讨薪案在广西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线上“云调解”，调解过程仅用了半个多小时，双方当事人便达成调解协议。北海中级法院速裁团队依法出具司法调解书，有力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层层转包
2017年初，浙江一家建筑公司承建了北海某地产的二期项目，施工过程中浙江公司将该项目全部清包给河北某劳务分包公司。而后，该河北劳务分包公司将其劳务工程的一部分转包给被告王得福（化名）父子，其二人再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包工头程宏（化名）。
2018年5月前后，包括唐荣宽在内的31名涉全国多省籍农民工跟随程宏来到北海的项目工地施工。当年，在部分工程竣工进行工资结算时，承包项目的三方当事人对应支付的款项产生了分歧，导致这31名农民工的工资没有了着落。
“当时我们就调解过一次了。”唐荣宽告诉《工人日报》记者，2018年底，大伙儿都盼着回家过年，可工资都没到手，“当时我们就去找劳动保障局和劳动监察大队，还有住建局，来来回回好多次。”
经北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协调，2019年春节前后，河北劳务分包公司支付了农民工大部分报酬。
但是，春节过后，这些农民工们回到工地等待组织开工，却迟迟等不到开工通知。唐荣宽他们一开始以为是公司那边没协商好，但等了一个多月，等来的却是负责人不见踪影。大伙儿基本判定——老板跑路了。
困难重重
当时，31名农民工总共还有22万余元工资未清算。“我个人差不多被欠了7000多元，我那些工友最多被欠了一两万元吧！”唐荣宽说。
2019年，31名农民工将该河北劳务公司、王氏父子和程宏起诉到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法院认为，事实查明，当事人之间已形成劳务清包承包、劳动转包和分包关系，总清包方河北劳务分包公司将涉案劳动工程款项付给转包人王得福父子后，其二人结付给分包人包工头程宏，再由程宏结付给班组人员，但王氏父子与程宏收到劳务款项后，违规倒款，金额巨大，致使本案原告不能及时结清劳动报酬。2019年12月，法院一审判决，王氏父子和程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支付所欠的劳动报酬。
王氏父子不服，上诉至北海中院。
今年6月22日调解当天，现场争议很大，“主要集中在承包项目的三方到底该如何分摊欠款责任这一点上。”北海中法调解员叶雪玉告诉记者，“往常农民工讨薪可能只是单告一个包工头，而这次的项目被转包分包多次，责任分配较难。”
由于疫情影响，多个项目的钱款不到位。在“云间调解”平台“面对面”连线调解现场，程宏一开始态度强硬：“施工方还没结算工程款，我手头也没有那么多钱，没办法支付。”
“你就是不想给钱！”在调解现场的农民工认为程宏是有意在推卸责任、无心调解。一时间，双方争执不下，当事人情绪也越来越激动，意见难以达成一致，调解一时陷入僵局。
合力解纷
在调解现场的连线中，程宏多次情绪失控。在调解员和法官的劝说下，他逐渐平静下来，“我们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法官和调解员告诉程宏，要抓住有利于节约双方诉讼成本的机会尽可能达成调解协议。
调解中，程宏在连线另一端落下眼泪，他最终同意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各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由程宏、王氏父子以及河北劳务分包公司共同支付欠款，并于7月10日前将全部调解款转账至法院账户，法院再将钱分发给31位农民工。
代理这次讨薪案的刘贵达律师表示，该案的难点主要是承包项目的三方负责人之间关系复杂，涉及的账单、发票、合同等证据太多，各项工程款和拖欠的工资挂了钩。
“在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最后能够达成一致协议，有赖于立案后法官介入调解和工会委托调解通力合作，也要感谢各方当事人的理解和包容。”工会调解员曾非感慨地说。
北海市于2019年12月在北海中院正式挂牌成立广西首个“法院+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开展劳动争议诉调对接试点工作，依托工会贴近基层劳动者、擅长群众性工作的职能优势，结合法院在劳资纠纷处理上的专业性、权威性资源优势，有效推动劳动争议案件妥善解决。
至此，31名农民工跨省讨薪已经到了尾声。刘贵达律师很关心后续进展：“现在大多数钱款已经打进法院账户了，8月内会打给农民工，他们心里的石头也就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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