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另一面,动人的“绕指柔”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在很多人眼里,考古是一件枯燥的事情,挖遗址、挖古墓,风吹日晒,忙活半天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挖到;在很多人眼里,阅读考古报告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是专业化的,就像面对医生们写在病例上的那些龙飞凤舞的“狂草”,非专业的普通人要弄明白考古报告上的内容,殊非易事。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专业化当然是一件好事,学术研究从来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度专业化,也容易抑制考古背后本该蓬勃的生气,遮蔽考古的另一面。至少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考古的另一面”更为有趣,而我相信,这“另一面”绝非无关紧要,它甚至更为重要。何以“更为重要”?郑嘉励先生的《考古的另一面》是最好的“证据”。
比如他写对丽水明代银坑洞的调查,写到那些高山深处的银坑洞,往往要爬几小时荆棘密布的山路才能抵达,一路辛苦也一路美景,读起来仿佛一篇游记。然而文章落脚,却在明代景宁一位名叫潘琴的文人写的一篇描述当地银矿开采的文章,文章大意如下:矿工在洞内燃起火烛,像蛇一样曲折前行。用锥凿一寸一寸地取下矿石,遇上坚硬的岩石,就用火烤,火烈石爆,经常有人当场毙命。他们在暗无天日的洞内,蜷曲在“粪壤寒水”之中,形貌饮食与猴子蛇虺没有两样。因为极度疲劳,或为毒烟侵蚀,丧命者不计其数。稍稍有点收获,有权有势的人早已虎视眈眈,强取豪夺,任凭你如何哀求也没用。啊,银冶的毒害,真比永州的捕蛇、合浦的采珠还要过分!
“开矿的乱象,矿工的艰辛,今日读来,犹在眼前。”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郑嘉励向历史中艰辛生命抒发的情怀难能可贵,而这也正是他笔下“考古的另一面”的价值所在。他没有用“专业”的考古话语来表述自己所见,更没有用“众多的
银坑洞反映了明代此地银冶业的发达”等等我们惯常所见的话语,而是在弯腰入洞之时,想起了当年那些“粪壤寒水”中的矿工。
我们有太多人,甚至太多考古专业人士,关注的焦点都在某项考古发现如何体现了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如何体现劳动人民的智慧,却很少去想一想它们的另一面,想一想这些“灿烂辉煌”背后,那些被遗忘的个体生命的悲辛。如今济南著名的宽厚里,原来的宽厚所街,当年曾完整发掘两座“宏伟的明代郡王府”,这一国内首次发掘的明代郡王府规模宏大,令人印象深刻。而据任宝祯先生《明季山东巡抚与济南德王府》一文,种种史料证明,“德王府不但像一个肿瘤毒化着所在地区的风气,而且使所在地区的经济受到巨大损害,成为济南府最大的贵族地主”。
考古发掘的最终目的,是认识历史,我们可以通过“发现了什么”认识历史,还可以通过“没发现什么”认识历史,最为关键的,是要有一种“史识”,一种穿越历史的洞见。书中一篇《范成大考古》,写到范成大任处州(今丽水)知州时,注重水利,并亲自撰文、书写《通济堰规碑》,石碑留存至今,而丽水城附近著名的南明山,文人墨客摩崖题名密密麻麻,却没见到范成大的名字,据此,此前对范成大并不了解的郑嘉励依然认为,“范成大是个做事而不作秀的官员,至少任职处州期间如此。虽然这个结论,让他看上去与经验中的古代士大夫很不同”。如此一番范成大考古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回过头来,细细品读范成大的或闲适、或悲愤的诗句,我对诗人的敬意有增无减”。
《考古的另一面》中还有一篇《胡子史略》,读来真令人拍案叫绝。文章非常“专业”地考察了胡子的历史:汉武帝时期的武梁祠画像石,北魏至唐代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胡子都是上翘的,元、明以后胡子才渐渐向地面拖了下来。鲁迅先生认为下拖式胡子是蒙古人征服中国后带来的。“可见上翘式胡子是我国华夏之正宗国粹,下拖式胡子是蛮夷的化外奇俗”,但是清末民初的国粹家反而以为中国人的胡子天经地义就应该是下拖的,“有人看到宋太祖的肖像胡子向上翘起,就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造假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当然也有认为这是德国式的,因为威廉皇帝的胡子也是直指眼梢。”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脱离“专业”而开始逸趣横生,郑嘉励接着写道:“于是,中国男子失去了留胡子的自由。倘不小心留了上翘的胡子,就免不了被人说假洋鬼子;倘让胡子自然而然地垂下来,又不免被人讥为老派守旧。胡子自由的丧失,是鲁迅先生平生一大愤懑。为避免国粹家的闲话、改革家的反感,先生索性将胡子修得既不上翘,也不下拖,作成隶书‘一’字,从此天下无事,所麻烦者,必须时常修剪胡子而已。”文章最后,郑嘉励以一句“我以为,这是中国胡子史上最气派、最具独立精神的胡子”结尾,是为好文章之“豹尾”,令人拍案。
这样的考古文章,或许已经足以证明考古人郑嘉励的情怀,并让因学科化、专业化而八卦化、板结化的考古涌动起一种别样的文字温情。这温情当然还有作为一个考古人自己的生命暖意,他会倾听在考古发掘时遇到的形形色色村民的故事,他会亲自送老考古技工上火车——“来自陕西的考古技工李文艺先生,一个朴实的农民。他名叫文艺,其实一点也不文艺。十年来,我们辗转各地,在考古工地上一起度过无数个晨夕。他对我说:‘老了,以后就不再出门了。’2014年6月的一天,我送他踏上回陕西扶风老家的火车。那天,天气闷热,看似要下雨,但终究是晴天。”
这样的文字,在我看来,已经是好散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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