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形琥珀极有可能产自中国汉代
清琥珀猴桃纹佩（故宫博物院藏）。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心形琥珀坠饰。
明琥珀透雕龙纹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正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文明的回响：来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宝》展中，蒂拉丘地遗址出土的一件狮形琥珀吊坠，引起了本次展览学术顾问、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赵德云的注意。
这件血红色的琥珀，被雕琢成一个蹲坐的小狮子，萌态十足，腰部还有十分明显的穿孔痕迹。这样的造型，在汉代比较常见，赵德云推测，这件文物极有可能产自中国，背后的文化交流意味不言而喻。
琥珀是松柏树脂形成的化石，颜色有淡黄色、褐色或红褐色，燃烧时有香气，可做装饰品。琥珀作为装饰品，出现的年代很早，距今3000多年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就曾出土一枚琥珀坠饰。从汉代开始，琥珀装饰品逐渐成为皇宫贵族的爱物，无论是赏赐皇亲国戚、后宫佳丽，还是皇帝御用的朝珠、文玩，都有琥珀的一席之地。
1狮形琥珀是辟邪形珠
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记载中的琥珀，来自广汉三星堆遗址，是一枚琥珀坠饰。
当年的发掘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高5.1厘米，略呈心形，上端残缺，中有穿孔贯通，应是一件坠饰。“两面阴刻纹饰，一面为蝉背纹，一面为蝉腹纹。”
这里说的蝉背纹，与金沙心形金箔和人面纹玉璋纹饰相同。
三星堆遗址距今有5000-3000年历史，这一件心形琥珀坠饰的出土，至少可以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古蜀人已在使用琥珀做装饰了。
在这次阿富汗珍宝展上，展出了一件来自“黄金之丘”蒂拉丘地5号墓的狮形琥珀。小狮子个头不大，长2.6厘米、宽2.2厘米、厚1厘米，蹲伏在地，身体中横穿一孔，与中国的辟邪形珠造型如出一辙。
这只蹲坐的小狮子，与1975年出土于广西合浦县汉墓、现存于广西博物馆的西汉琥珀小狮坠，风格十分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蒂拉丘地遗址的同一个墓地，还出土了带铭文的汉式连弧纹铜镜，让人不得不对这两件文物的由来展开丰富的联想。
关于墓葬的年代，发掘者推测在公元25-50年。我国学者根据墓地出土钱币及佛教艺术品的情况，认为其年代下限在一世纪末，也就是东汉时期。
赵德云在《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中，详细考证了琥珀的出土情况。
出土的琥珀珠饰，一般体形不大，长径不超过3厘米。从形制上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圆形、半圆形、椭圆形等几何形制，也有少数呈不规则形；另一类制成动物形象以及壶形的琥珀最具特色，可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其中的动物形象，除少数为猪、羊、鸟等外，像阿富汗大展上这种蹲踞的狮子形象居多，而且上有穿孔。
有的琥珀原本做工抽象，或出土时就已磨损不清，而两汉时期中国狮子艺术形象的“虎化”，在一些报告中或泛称为“兽”，或定名为虎，实际都应是狮子。
赵德云认为，这些制作成蹲踞狮子形象的珠子，应称为辟邪形珠，与中西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种穿孔的狮形琥珀，御凶避恶的功能超越其装饰性。
西汉人史游撰写的识字课本《急就章》中记载：“系臂琅玕虎魄龙，璧碧珠玑玫瑰瓮。”汉代人用一根绳子穿孔挂于臂上，认为可以除凶灾而卫其身。
鉴于当时辟邪形珠在中国十分流行，赵德云更倾向于认为，狮形琥珀和连弧纹铜镜一样，都是从汉地传来的。
这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辟邪形珠的意匠（构思布局的意思）来自外来文化，然后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在小小的辟邪形珠上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和谐交融；另一方面，这些器物有可能辗转出境，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反馈。
2古人称琥珀为“虎魄”
琥珀形状多种多样，表面常保留着当初树脂流动时产生的纹路，内部经常可见气泡及古老昆虫或植物碎屑。这种美丽的化石，在诸多文学影视作品中都有出现。
提起琥珀，不少读者会想起人教版语文教材中，德国作家柏吉尔的《琥珀》一文。当蜘蛛准备捕食苍蝇时，被一颗硕大的松脂包裹，最后，滚落在地的松脂球经过沧海桑田的沉淀，变成了一颗琥珀。
如果没有琥珀，恐龙迷可能看不到侏罗纪系列电影。如在《侏罗纪公园》开头，一位生物科学家从琥珀中提取了史前蚊子身体中的恐龙血液，利用DNA培育繁殖恐龙，还原了恐龙世界。
根据赵德云教授的研究，琥珀一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得较早。西汉思想家陆贾的《新语·道基篇》中，就有“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的记载。在陆贾看来，琥珀与其他珍异同样是具有灵性之物。
不过，在汉晋时的其他文献中，琥珀多称为虎魄。
如《汉书》：“封牛……珠玑、珊瑚、虎魄、壁流离。”
《后汉书·西域传》中说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壁……珊瑚、虎魄、琉璃……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
《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哀牢出“铜、钱、铅、锡、金、银、光珠、虎魄……”。
《华阳国志》说：“张骞特以蒙险远，为孝武开缘边之地，宾沙越之国，致大宛之马，人南海之象，而车渠、玛瑙、珊瑚……玳瑁、虎魄、水晶……殊方奇玩，盈于市朝。”
《三国志》裴松之注《魏略·西戎传》，称为“虎珀”，较晚的《隋书》又称“兽魄”。
古人将琥珀称作“虎魄”，大概与民间“虎死，精魄入地化为石”的说法有关。
宋代四川人黄休复在《茅亭客话》中，收录了蜀地的许多奇闻逸事，其中有一则老虎魂魄入地化作琥珀的传说。
相传都江堰一带经常受到老虎侵扰，勇猛的猎人李次口杀死了老虎。
一日，黄休复与李次口在成都万里桥喝酒摆龙门阵，李次口绘声绘色描述打虎的场景：老虎一只眼看物，一只眼发光，一旦被打死，其魂魄顺着眼睛渗于地中。
若猎者能发现老虎死时头的位置，在黑夜里，顺着虎头位置掘地3尺，就能挖出老虎魂魄凝聚成的宝石。
这种添油加醋的故事，让许多人信以为真，其中就包括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
李时珍在修订《本草纲目》时写道：“虎死则精魄入地化为石，此物状似之，故谓之虎魄。俗文从玉，以其类玉也。”
不过，古人用“虎魄”来指代“琥珀”，除讹传的打虎故事群众基础深厚外，还源于古人对老虎这种百兽之王的崇拜。
汉代民俗著作《风俗通义》，记载了汉代许多风俗和鬼神崇拜，其中提到老虎在古人心中是神奇力量的化身，人们对虎有着无可比拟的敬畏：“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3琥珀来源的误读
古代没有化学成分分析手段，没有科普平台，人们对琥珀的形成和来源，存在诸多误读，经历一个逐渐修正的过程。
《后汉书·王符传》李贤注引三国时魏人张揖所撰《广雅》说：“琥珀，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时如桃胶，凝坚乃成。”意思是说，长在地里的琥珀，旁边寸草不生，这其中就有附会谬误。
除前文提及的“虎珀”，琥珀在古代还有一些别名，如江珠、遗玉等。晋人张华在《博物志》卷四中记载：“《神仙传》云：松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琥珀一名为江珠。”
《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袁珂注曰：“郭璞云：遗玉，玉石。郝懿行云：吴氏（任臣）云，遗玉即璧玉，琥珀千年为璧……”
到南北朝齐梁时，擅长炼丹的医学家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提出：“琥珀，旧说是松脂沦入地，千年所化。”大体上接近事实了。
相比实践经验丰富的医家而言，古人博物之学中不乏道听途说，常常缺乏观察分析。尤其对埋在地下的文物，大多有脑洞大开的猜测，想象它们是什么神秘物质而来。
如晚唐志怪小说家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就有“龙血入地为琥珀”之说。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咏琥珀》中，描写了一块包裹着蚊蚋的琥珀：“曾为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dí）。”
茯苓是一种中药材。古人认为，松脂承载松树不老精华，流入地下形成琥珀，琥珀经过千年埋藏后，变为茯苓。
苏轼的弟弟苏辙身体欠佳，对茯苓的保健功效深信不疑，曾作《服茯苓赋》，赞颂其“庶几可以固形养气延年而却老者”。吃货苏轼同样深信茯苓的功效，特把它和芝麻、白蜜一道做成糕点，坚信“百病自去，此乃长生要诀”。
对这一误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于赓哲解释，古人认为琥珀在地下会转化为茯苓，实际上是因为茯苓常生长于松林，而琥珀常由松树脂形成，所以才有这样的关联。
4乾隆帝题诗琥珀鼻烟壶
与金、玉可以媲美的琥珀，一直都是皇宫贵族专属的奢侈品，特别受到后宫女性的青睐。
传说，汉武帝宠幸的宫人丽娟，经常将琥珀佩饰放在衣裾里。汉成帝为皇后赵飞燕定制了一款奢华的琥珀枕头，让她在安睡时摄取芳香。
因为琥珀色泽纯净、剔透明亮的质地，也让多个皇帝视作珍宝。唐代苏颚撰写的《杜阳杂编》，记载了两件与琥珀有关的故事。
唐德宗时，回纥大举进犯，唐德宗亲自率军反击。战事危急下，唐德宗敲碎价值连城的琥珀匣，为战士治刀箭创伤。
类似故事也发生在南北朝，宋武帝率兵作战时，不惜打碎贵重的琥珀枕，取其粉末代替奇缺的金创药，给将士疗伤。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枚唐代花鸟人物螺钿青铜镜，1955年出土于洛阳的唐墓，其中点缀的琥珀别有一番风味。
这件青铜镜采用的螺钿工艺做工十分繁复。据考证，贝板为南海所产的夜光贝，花蕊用云南一带的琥珀，底纹敷以西亚的青金石碎粉，唐代文化的包容性由此彰显。
还有国博的琥珀透雕龙纹杯，应该也是某个皇帝的爱物。这个红色的龙纹杯，里壁光素无纹，外壁透雕双龙纹、云纹和枝干纹。龙纹盘旋于杯壁两侧，发向前飘，双叉角。龙身满饰龙麟纹，杯一侧透雕枝干纹，并延续至杯底部，看上去栩栩如生。
元、明、清时期，龙纹渐渐被皇家所垄断，此杯应为宫廷用器。
不过，众多皇帝中，最有个性、也尤其偏爱琥珀的，要数对玉石情有独钟的乾隆帝。据史料和画像记载，他不仅手握琥珀朝珠，将琥珀做成茶具品茗，还将琥珀赐予爱女，甚至在琥珀鼻烟壶上题诗。
乾隆41年（1752）正月初三，和孝公主满周岁。小公主活泼伶俐，长得也颇似其父，而且又是乾隆帝最小的女儿，因此格外受宠爱。
别的奶娃娃过一岁生日要抓周，乾隆帝则在那天赏给爱女许多玩物，如汉玉敞口钟、汉玉娃娃戏狮、青玉匙、红白玛瑙仙鹤、汉玉扇等。其中有一个琥珀圆盒，真是把小公主当作掌上明珠了。
众所周知，乾隆帝有收藏的癖好，无论是经他鉴赏过的书画，还是瓷器、玉器，他都要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痕迹，表达“朕已阅”。书画上盖章还好操作，可瓷器、玉器上整个“牛皮癣”十分困难。他脑洞大开，想了一招：刻字。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个清代琥珀鼻烟壶上，就有乾隆帝的御题。这个琥珀鼻烟壶呈酒红色，质地透明，扁方形。壶顶有蓝色料石盖，下连牙匙，底有椭圆形足，壶内还有半瓶剩余的鼻烟。
有趣的是，不知是乾隆帝对琥珀鼻烟壶爱不释手，还是对杜甫的《曲江对雨》情有独钟，他命人在壶体两面雕刻楷书七言律诗一首：“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林花著雨燕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龙武亲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心锦瑟房。”文末署“乾隆甲午仲春御题”的字样。
5夜光杯可能就是琥珀
在众多琥珀器物中，酒杯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唐代诗人爱酒，也爱琥珀，韦应物《咏琥珀》尽管对琥珀有所误读，但这并不影响琥珀的神秘感。这种神秘的琥珀，在唐朝成为诗人推杯换盏后挥毫泼墨的重要媒介。
学者海滨在《李白饮酒诗中西域元素考释》一文中作了统计，“琥珀”一词在《全唐诗》中出现了40多处，大多与饮酒有关，其中不少都是琥珀酒器，如“掌中琥珀钟，行酒双逶迤”“琥珀尊开月映帘，调弦理曲指纤纤”“琥珀杯中物，琼枝席上人”“琥珀盏红疑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等。
这种价格昂贵、神秘瑰丽的琥珀杯，衬托出宴会上觥筹交错、兴之所至的气氛。
更有趣的是，琥珀在唐诗里还是颜色词，进而成为美酒的代名词，与白居易的“半江瑟瑟半江红”有异曲同工之妙。
质地温润的琥珀，与玉液琼浆一样清澈透明，唐诗中的“故人薄暮公事闲，玉壶美酒琥珀殷”“酒光红琥珀，江色碧琉璃”等诗句，都是取美酒与琥珀相比。
众多盛酒器皿中，笼罩着神秘与浪漫色彩的夜光杯，近来也被考古界考证原材料可能是琥珀。
无论西汉时东方朔撰写的《海内十洲记》中西王母赠周穆王夜光杯的故事，还是唐代诗人王翰《凉州词》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让夜光杯一直笼罩着传奇的色彩。
夜明珠研究专家、国际知名玉学者、中科院矿物学博士王春云，采用地质学与历史文献结合的方法，根据夜光、吸附性和香味等特质得出结论：夜光杯的材
质不是乳色玻璃，也非羊脂白玉或酒泉玉，而是琥珀。
最早记述夜光杯的文献，是东方朔撰写的《十洲记》；“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汁甘而香美，斯实灵人之器。”
北宋学者李昉、扈蒙、李穆编纂的《太平广记》中，还有夜光杯的另一版本：“周穆王时，西戎献玉杯，光照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满。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
由于是御用学者奉敕编纂，其可信性应该更高。
王春云分析说，“杯香而甘美”的“玉杯”，就是香玉杯，即琥珀杯。琥珀的吸水性很强，这一特性在各种宝石里十分突出，而且琥珀也有白颜色的白珀品种。
1821年，考古学家在英国布莱顿附近发掘出后茯琥珀杯，这种杯子的杯体由一整块血红色琥珀精雕细刻而成，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嫣红色的光芒。
杯中血红色琥珀，仿佛盛满了一杯醇香醉人的葡萄酒，这大概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生动写照。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实习生房井思阿富汗古代珍宝大展上的狮形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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