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浦的海气珠光（三）
“璧流离”——玻璃
《汉志》说，经由合浦的海运物产种类颇多，即所谓“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合浦汉墓出土金饼，使我们联想到“赍金饼”的贸易行为。“杂缯”明确见于文献记载，提示了这条中外文化交流通道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位是准确的。斯里兰卡DelivalaStupa遗址出土的一件中国丝绸，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世纪，即这条丝绸贸易通路的文物实证（查迪玛：《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兼谈中斯贸易关系》）。
所谓“璧流璃”，作为外来珍品，为中国上层社会所倾心追求，同时也具有政治文化象征意义。《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关于“罽宾”的记述中，说到当地出产“珠玑、珊瑚、虎魄、璧流離”。“珠玑”上文已经说到。“珊瑚”是热带海洋腔肠动物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遗存。“虎魄”就是通常所说的“琥珀”，合浦汉墓多有出土。合浦风门岭23号汉墓和盐堆1号汉墓出土的琥珀狮子饰件，基于狮子出产地的知识，都可以确定通过南洋海路输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
那么，什么是“璧流离”呢？颜师古注释《汉书》，引录了孟康的说法：“流离，青色如玉。”又说：“《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以为孟康只说“青色”，知识有所局限，“不博通也”。他说，“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踰于众玉，其色不恒。”指出“璧流离”的光润色泽超过了各种“玉”，只是“其色不恒”，大概是说，其色彩的深沉与恒久，则不如“玉”。又说：“今俗所用，皆销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强调“璧流离”的制作加工，采用了高温烧炼方式，又加入多种化学成分。其质量，又有“虚脆不贞”即容易破碎的特点。有人说，“璧流离”就是“琉璃”。宋代学者王观国说，扬雄《羽猎赋》、左思《吴都赋》等言“流离”，“本用‘琉璃\’，亦借用‘流离\’耳。”（《学林》卷五）孙奕也持这种看法（《示儿篇》卷二〇《字说》）。这种所谓“璧流离”，很可能与外来玻璃器有关。
合浦汉墓出土玻璃器数量很多，样式纷繁，色彩明丽。有些玻璃串珠，在考古报告中或被记录为“琉璃串珠”（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合浦红岭头34号墓出土的湖蓝色玻璃杯、合浦黄泥岗1号墓出土的湖蓝色玻璃杯，文昌塔70号墓出土的淡青色玻璃杯，都是晶莹明澈、华美精致的绝品。有的学者曾经认为，“璧流离”可能是来自印度、阿富汗的绿宝石、蓝宝石、青金石。季羡林说，“璧流离”是梵文的音译，“今天的‘玻璃\’就是。”（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考古学者熊昭明指出，“从合浦汉墓出土的众多玻璃器来看，‘璧流离\’应是汉代对玻璃的一种称谓。”（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见解，我们是同意的。
《宋书》卷二九《符瑞下》说到作为祥瑞现象的“璧流离”：“璧流离，王者不隐过则至。”说政治权力的把握者，即“王者”如果“不隐过”，即对自己的“过”即罪过、过失不掩饰，不隐瞒，不否认，则这种异常的祥瑞就会出现。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石刻画象资料中也出现“璧流离，王者不隐过则至”的榜题，可知这是汉代已经流行的认识。而图象画面中，“璧流离”显现为“璧”的形象，大概玻璃器具“其色不恒”，不好表现，于是画工依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璧”的形式加入到形象史学的信息中。当然也可能石刻的制作者同样“不博通”，没有亲自见识并具体把摩过这种远洋舶来的宝物。
南洋航路上的“蛮夷贾船”
合浦已经发掘的上千座汉代墓葬，出土文物非常丰富。从形制看，均为典型的汉式墓葬。但是随葬品构成，却体现出诸多外来文化元素。除了《汉志》所言“珠玑、珊瑚、虎魄、璧流離”上文已经有所讨论之外，我们还看到合浦凸鬼岭汽齿厂6号墓出土的石榴子石狮子饰件，合浦第二毛纺厂4号墓出土的石榴子石串饰，合浦北插江10号墓、合浦北插江4号墓、合浦凸鬼岭汽齿厂30B号墓出土的肉红石髓串饰等。合浦风门岭26号墓出土的肉红石髓狮子饰件，也应来自南洋。又有玛瑙串饰、戒指、剑璇等。合浦发现的水晶制品，包括白水晶、紫水晶、黄水晶、茶晶等，据考古学者推断也应当来自印度（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些文物，使人联想到《汉志》所谓“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中与“明珠、璧流离”并列的“奇石异物”。所谓“南海多珍”，应当是包括的这些“奇石异物”的。被称作“钵生莲花器”的文物，出土与合浦风门岭1号东汉晚期墓。在合浦三国墓中，同类器物出土12件。就现有资料看，这类器物仅发现于合浦。研究者注意到，莲花造型与佛教有密切关系，判断这种器形的发现反映了海洋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的关系（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除犀角杯、象牙模型、乳香等许多学者以为来自南洋的文物之外，广州汉墓出土体现南海交通线路畅通的实物证明，又有胡俑托灯形象。合浦寮尾13B号墓出土的“胡人俑座灯”性质相同。合浦堂排1号墓出土的怀抱印度弓型竖琴的胡人俑，“面相明显是胡人”，但“缠头绾结”似乎表现出“汉式”风格。合浦寮尾13B号墓出土的波斯陶壶，是体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联系作用的典型器物。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说，从合浦出发的南洋航行，有些船队是非中原人驾驶的，即所谓“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既然称“蛮夷贾船”，则这类商船的主人、船长和水手，应当是外族人。合浦汉代墓葬的主人，是否有来自南洋的“蛮夷”即外族商人和航海家的可能呢？以往发现的合浦汉墓的人骨遗存，考古学者以为不具备进行族属鉴定的条件。或许现今DNA提取和比对技术，可以为学界增进相关认识提供有意义的信息。
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经营，是多民族合作的历史文化成就，便利了中西文化交往的草原东西通路上，有草原民族活跃的身影。“胡商”、“胡贾”们促进丝绸之路交通的历史贡献，值得关心经济史、交通史、民族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人们注意，对南洋航路上“蛮夷贾船”的历史考察，也将获得有意义的发现。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岩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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