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三普百大新发现四川处石窟入选川北通江川南安岳这
全国三普百大新发现，四川2处石窟入选——
川北通江、川南安岳，这两个相隔数百公里的地方，因境内均分布有众多的石窟与摩崖造像，而有了微妙的联系——串联起由北向南的开窟造像之路。
近日，通江县佛尔岩塬石窟寺和安岳县灵游院摩崖造像因其独特的艺术与史料价值，入选全国三普百大新发现。“石窟是从中原流传入四川的一种艺术。公元750年以后，我国北方就很少开窟造像了，但南方却保持着这个传统。可以说，四川把连续的大规模开窟造像时间延续了500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雷玉华如此评价。
□本报记者 陈四四
佛尔岩塬石窟
唐代道教造像凸显地位
7月，通江县杨柏乡贾村观村，村旁山林中，一条小河缓缓流淌，河边高约25米的白砂岩崖壁上，4龛石窟清晰可见。“这是佛尔岩塬石窟。4龛石窟共有14尊造像，分别为唐代、宋代和清代所雕凿。”通江县文管所所长邓大金说，虽然数量不多，但却保存比较完好。
记者看到，由于是白砂岩颗粒状石质，1000多年的风雨已经将造像侵蚀，少部分造像局部损毁、石质风化剥蚀。但相对于其他地方很多石窟，保存却要完好得多。
这些造像构思奇巧、形神交融、栩栩如生。最吸引人的是1号龛，佛端坐龛中央，头戴宝冠，面型方圆，庄严肃穆。侍立两侧的两个弟子神态谦恭，均身穿僧衣、脚穿云头鞋立于覆莲圆台上。旁边两个力士束发高髻，裸上身，着长裙，帛带绕背自双肩于体侧飘卷，赤足立于内龛外侧山座上把门。邓大金说，“该龛造像具有唐代风格，佛和弟子似道似佛的装束在它处石窟中极为少见，对研究通江境内宗教及雕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佛尔岩塬石窟的龛窟也很有特色。有的是外方内圆形，有的是圆拱形；有的龛楣素面无纹，有的则阴刻对联。这些新的装饰形式，使龛显得一点不单调。
不过，佛尔岩塬石窟更大的价值在于其道教造像。3号龛中雕凿的神像，头戴幞头，笑容满面，额头皱纹凸出，牙齿外露，胡须下垂于胸部，身穿圆领长袍善跏趺坐，富有地方特色。“像这种保存完好的道教石窟，如今全国只有四川才有，并且全是唐代天宝年间开凿的。”雷玉华说，唐代皇室将道教定为国教，到天宝年间全国开始大量出现道教造像。
而通江这个地方位置特殊。雷玉华告诉记者，四川与中原地区交流，自古有三条道路：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唐代由于中原与吐蕃时常发生战争，从成都到广元的金牛道经常通行受到阻碍，于是米仓道和荔枝道开始兴盛。米仓道是从长安经汉中到成都，要翻越米仓山；荔枝道则是沿通江河与渠江、长江，将长安与长江下游的泸州等地连接起来。“这两条道路都要经过通江县。”加上汉中和成都均是道教发源地，因此随着道路的兴盛，大批石窟开始出现和增多。直至今日，还能考察出，通江的石窟很多是中原来的人出钱开凿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佛尔岩塬石窟没有经过历代妆彩，造像本体基本保持了原貌，这在全国石窟中都是少见的。
灵游院摩崖造像
研究五代历史的实物资料
在“石刻之乡”安岳县，灵游院摩崖造像此前一直默默无闻。造像雕刻在岳阳镇船形村七组罗汉寺坡北面山腰上，依随山崖走势，共有龛窟17个，造像913尊，体量很大。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连研究者也未曾关注过它。
直到2002年，雷玉华来到这里做调查，才惊讶地发现，隐藏在山间的灵游院摩崖造像，竟然是五代时期的作品。“当时，我发现在安岳几个地方都有五代时期的石窟，其他的或多或少有点资料，可灵游院摩崖造像是一点记载都没有。”
到底灵游院摩崖造像具有怎样的价值？雷玉华告诉记者，石窟艺术自南北朝时期兴起，唐代达到一个高峰。可是，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整个中国处于战乱割据，也是一个思想变革阶段。此时，北方已很少开窟造像，因此五代时期的摩崖造像，在全国都极为珍贵。
记者看到，山壁上龛窟多为方形双层平顶，雕刻着罗汉、地藏、观音、佛道合龛等，题材丰富，也是佛道合于一处的造像。“石窟艺术从北方流传到四川，发生了很多变化。”雷玉华说，在北方，石壁雕刻有难度，所以石窟中多是泥塑。到了四川，直接在山壁上开窟雕刻，出现了摩崖造像这种艺术形式。并且，造像的题材更加多样化。“此处雕刻的水月观音，是从五代开始出现的题材，到宋代非常流行。”
与其他石窟不同，灵游院摩崖造像有非常多的碑刻题记，开龛造像年代清楚。如今，还有20通浮碑刻题记保存完好，能看出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等年号。“这对四川摩崖石刻的分期断代有参考价值和标尺性作用。”
“灵游院摩崖造像地处偏僻的乡间”，雷玉华说，佛教自兴起后一直在社会上层流行，灵游院摩崖造像也反映出当时在四川普通人已开始信奉佛教，在偏远的地方开窟造像，对研究当时四川民间宗教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3000多处石窟
国内外新的关注热点
雷玉华介绍，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都在北方。因此长久以来，人们对石窟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北方，南方石窟却很少有人知道。但实际上，南方石窟的数量和分布点远多于北方。1999年，重庆大足石刻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0年以后，才有学者开始把研究目光投向南方石窟。
“石窟是研究历史文化、社会风气、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实物资料。”雷玉华说，可惜历来四川石窟的资料比较零散，整体情况并不清楚。从2002年起，她开始对四川石窟进行整体调查，力图搞清楚四川石窟的全貌。10年来，她也仅仅完成了四川石窟的考古测绘等调查，还有很多研究依旧在继续。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最新统计，四川拥有石窟和摩崖造像3000多处，“它们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最新关注热点”。2009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展合作，是四川省石窟研究在考古学意义上的第一次合作。有两个石窟保护国际合作项目正在安岳县进行，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德国、日本等国外研究机构也在进行合作研究。
如今，四川石窟的保护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雷玉华说，研究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每个步骤都要详细记录，保护结束后会留下详尽的研究结果。这样，如果一个石窟今后还要进行保护时，就能查到历史信息，比如，以前维修时在石壁上打了多少个孔，这些孔打在什么地方，造像哪个部位进行了修复，是用的什么材料等等。
不久，巴中将启动石窟保护维修。“但四川石窟大多散落在乡间，日常安全更需要依靠当地普通群众。”雷玉华说，灵游院摩崖造像就曾经被盗，4个精美的佛头丢失了，至今没有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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