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佛山南边的山应是什么名?
黄石崖近景(赵保国摄)清乾隆《历城县志》书影罗家寺山“黄石怀古”景区入口处雕塑(赵保国摄)罗家寺山(赵保国摄)
□周长风
济南千佛山南边偏东,隔旅游路相望,是一座更高的山。这座山叫什么名呢?自古至今绝大多数济南人口语中叫它“黄石崖”。因为这座山北面半山腰偏上处,有一大片石质呈黄色的悬崖,站在千佛山南眺,尽在视野之中。在这石崖上有公元六世纪北魏至东魏时期的众多佛教摩崖造像,是济南地区最早的佛像石窟群,在山东佛教史和雕塑史上占有重要位置。1979年、2015年“黄石崖造像”分别列入济南市第一批和山东省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石崖”之山名字
竟有11种写法
虽然“黄石崖”名声极响,但是将这座山称作“黄石崖”则是以部分代整体的借代之辞,这座山还是有其大名的。问题是,尽管本世纪之前的数百年间,这座山实际上只有一个正式名称,然因流传不广,少见文字记录,而屡屡被今人讹称、错写、误传,不正确的写法大行其道。下面试将其历史演变大致排列,予以辨证,以求正本清源。
这座山的正式专名,已知最早见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刻的《历城县志》,称“罗家寺山”:“佛慧山之西为罗家寺山,山之阳为圉马场”,“又西北,始为历山”,“一名舜耕山,俗名千佛山”。圉,养马。而“罗家寺”及其以东的“圉马场”则早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历城县志》已有记载。
清光绪八年(1882)孙点撰著的《历下志游》写道:佛慧山“西为罗家寺,山之阳为圉马场”。
1926年印行的《续修历城县志》、1928年印行的《历城县乡土调查录》、1941年印行的《济南山水古迹纪略》皆只记有“黄石崖”,1934年印行的《济南大观》误写成“黄山崖”,以上都是以部分代整体作为山名,而非专指那片石崖。
1953年济南市造林计划中列有“罗寺顶”(见1987年济南市园林管理处编志办公室印行的《济南市园林绿化志(送审稿)》之“1949年-1984年园林绿化资料摘录”)。
1957年前后济南市建设局测量队绘制的《济南市市区地形图》,标为“螺蛳山”。“蛳”写作左“虫”右“丝”。1968年济南市城市规划设计室编制的《济南略图》亦标为“螺蛳山”,用字同上。
1963年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地图编制办公室编制的《山东省地图集》写道:济南“南部山岭之高者有螺丝顶、橛山”。橛山即“佛慧山”。
1964年《济南市山场绿化任务分配表》(见1987年济南市园林管理处编志办公室印行的《济南市园林绿化志(送审稿)》)记载山名“罗寺顶”。
1966年至1976年,济南市城建局赵文伯撰就《济南市城市建设历史资料(1904-1948)》(载于1983年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印的《济南史志资料》第四辑),其中写道:“螺丝顶,橛山西北。”
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的《中国名胜词典》写道:黄石崖造像在“螺丝顶山主峰西侧黄石崖”。该书关于山东的词条,由山东省文化局组织编写。
此表述后被《山东风景名胜词典》(1989年山东友谊书社出版)、《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园林鉴赏辞典》(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大辞典》(200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国石窟图文志·石窟志编》(2002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百科全书》(200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等工具书,以及《泰山佛教史》(201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山东艺术史》(201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学术专著和论文广泛采用,影响甚巨。
1982年1月30日,济南市政府发布《关于千佛山公园风景区控制范围的决定》,“经研究决定,将向阳果园、金鸡岭、佛慧山、黄石崖、开元寺、燕子山等处,划为济南市千佛山风景区。其范围,北至经十一路,南至罗寺顶和佛慧山,西至向阳果园和金鸡岭,东至开元寺为界。”同年,济南著名学者徐北文著《济南风情》写道:“黄石崖,石纹横生,层层成罗旋状,所以俗称之为螺丝顶。”
1982年济南市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济南市勘察测量大队编印的《济南市区街道图》标为“罗袁寺顶”。198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市委研究室编制的《济南市情》所载《济南市市区简图》,1996年济南市地名委员会编制的《济南市区地名图》,2000年以后历年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编制的《济南城区图》《济南城区地名图》《济南交通图》等皆如此。
1985年,济南市园林管理处编志办公室编印的《济南市园林志资料汇编·三大名胜》“黄石崖”一节写道:“崖上旧有‘乐缘寺’(一说‘罗家寺’),所以把这山也叫‘乐寺顶’或‘罗寺顶’。”(济南方言中“快乐”之“乐”与“罗”同音不同调,读去声。笔者注)同年,济南日报编辑部组织撰写印行的《今日济南》一书中写道:“黄石崖,位于千佛山南约一里,与千佛山遥遥相对,在主峰螺丝顶山西侧。”
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著名学者李永祥著《济南名山》写道:“佛慧山西接罗家寺山,东连抗头山”。同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著名学者于中航、乔甦著《济南文物》写道:黄石崖造像“位于济南市区南千佛山(历山)南的螺丝顶主峰的西侧”。同年,齐鲁书社出版、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组织撰著的《济南简史》写道:“黄石崖在千佛山南的螺丝顶山主峰的西侧。”
1989年济南出版社出版、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制的《济南年鉴(1989)》所附《济南市区简图》标注为“罗袁寺顶”。同年,济南市规划局编印的《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说明书(送审稿)》(下册)写道:千佛山风景名胜区内有“罗袁寺顶”等山头。
1989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广侣、文毅编《中国旅游海陆空时刻指南》写道:“黄石崖造像:在市东南螺蛳顶山主峰西侧黄石崖。”1993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曹厚德、杨古城编著的《中国佛像艺术》,1994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陈兵编著的《新编佛教辞典》均写作“螺蛳顶山”。
1990年1月8日,济南市政府发布《济南市封山育林管理规定》:市级封育的重点区域是“罗袁寺顶”等“济南林场所管辖的山岭”。
1992年,济南市政协文史委编印的《济南文史资料》第十辑,刊载时任济南市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秦绪伦《济南佛教胜地佛慧山》一文,其中写道:佛慧山“它和东边的抗头山、西边的罗家寺山鼎立成品字型”。
1994年历下区地名委员会编印的《济南市历下区地名志》写道:司理街街道办事处“辖区以橛子山、罗袁寺顶辖区以为屏障”。
1995年山东地图出版社出版、山东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编制的《济南实用地图册》标为“罗庵寺顶”。201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地震志(1986-2005)》写道:“模拟地震信号经济南罗庵寺中继站传送”。2018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八〇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志(1958-2017年)》写道:2007年1月在“千佛山西南的罗庵寺南侧太平村东”开展强夯检测工作。
1996年1月3日,济南市政府发出通知,公布研究划定的千佛山公园、千佛山风景名胜区用地范围(见济南出版社1996年出版、济南市史志办编《济南年鉴(1996)》)。千佛山风景名胜区用地范围南至“罗袁寺顶山”等山。
199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彭卿云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续编)》“黄石崖”条写道:“崖上原有罗家寺,故此山又名罗家寺山,俗称罗寺顶(或螺丝顶)。”
2005年成都地图出版社编著出版的《中国地图册》写道:济南“南部群山重叠,主要有螺丝顶、千佛山等”。
2006年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德征、李
劲军编著《济南》仍写道:“黄石崖因山崖上岩
石呈暗黄色而得名,又因崖上石纹横生、
层层成叠罗汉状,又叫做‘螺蛳顶’。”
2013年青岛出版社出版、张广存主编《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8卷仍写道:佛慧山“西接罗家寺山”。
综上可知,这座山的山名前后写作“罗家寺山”“罗寺顶”“螺蛳山”“螺蛳顶”“螺蛳顶山”“螺丝顶”“螺丝顶山”“罗袁寺顶”“罗袁寺顶山”“乐寺顶”“罗庵寺顶”共11种,后面的10种名称皆由“罗家寺山”衍化而来。
“螺蛳”“螺丝”“乐寺”俱是“罗寺”的谐音,“庵”与“寺”有意义上的密切联系,“乐缘寺”似是根据“罗袁寺”一名的字音编造出来的,“罗庵寺”则应是因“庵”与“袁”音近衍化而来的,然“乐缘寺”“罗庵寺”皆未频频载于地图,流传不广。
“罗家寺”是怎么变成
“罗袁寺”的
最为可疑的是“罗袁寺”,其中近千年来基本释义作姓氏的这个“袁”字,由何而来,为何而来?代替“家”字毫无道理。
据上述资料,“罗袁寺”最早出现在1982年济南市勘察测量大队编印的《济南市区街道图》。我猜测,很有可能这是“罗家寺”的误写,“家”与“袁”两字的轮廓有几分相似,当年某工作人员,在往地图上标注地名时,所依据的印刷或手写文字不太清晰,辨认移录有误,也有可能其所依据的资料本身就错了。
该大队后为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因它一直隶属于济南市政府规划部门,是济南市勘察测绘、标注制作地图的权威机构,所以“罗袁寺”一名借助1982年以后的大量济南地图和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文件,最终取代其他,并被济南市政府地名工作主管部门市民政局登记为标准地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济南市第一部地名类专业图书,2006年海潮出版社出版、济南市民政局编撰的《济南市地名录》)。
但是由上面引述的资料也可明显看出,历史、文物的著述者到现在一直坚持使用有历史依据的名称“罗家寺”或其简称“罗寺”,以及其谐音“螺蛳”“螺丝”。
我以为“螺蛳”“螺丝”起初并非“罗寺”的误写,而应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村民(靠山最近的村庄是山西南脚下的太平庄,庄址位于今市中区舜耕街道舜和社区),习称这山叫“luósī山”或“luósī顶”,历史、文物著述者现场考察时,用“螺蛳”“螺丝”对当地村民语音加以记录。问到的当地村民应该也并不能确定“luósī”是哪两个字,毕竟那时真正能识文断字、识本知源的人太少了。但是“螺蛳”“螺丝”须是有经实地调查所获现实依据的。今济南市民政局官网上的《济南地名电子书》写道:“此山俗称乐寺顶,后以讹传讹,演化为螺丝顶或者罗袁寺顶。”这句话虽可商榷,但是说“罗袁寺顶”乃“以讹传讹”,却是很有道理的。
之所以能“以讹传讹”,主要原因是对民国至今的广大济南居民来说,那山一直称作“黄石崖”,而“罗家寺”“罗寺”等是很陌生、平时用不着的地名,误为“罗袁寺”也觉察不到、无所谓。于是大概率的一人无心之过,因长期占据垄断性的地图出版,反复进入政府文件,最终被官方认定唯一正确,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
由应将“罗袁寺”改回“罗家寺”说开去
究竟就这么将错就错,还是痛改前非呢?我认为还是应该把那不伦不类、字面上也难以理解的“罗袁寺”换掉。
2007年8月,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暨第二十四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确定地名属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21年10月,为贯彻落实《济南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有关规定,济南市民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6部门公布《济南市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2021年12月,山东省民政厅发出通知,根据山东省《省级地名文化遗产认定规范》,认定并公布大明湖等18个地名为省级地名文化遗产。
尊重、保护、传承地名,就是尊重、保护、传承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地名寄托着世世代代生活于斯的人们对这一方水土的记忆和感情。这怎么能轻易地删改呢?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比如济南历城区柳埠街道有个榆科村,40年前我做记者时曾在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住过,对这村名很感兴趣,曾花不少工夫探求“科”字的意义,后来经调查得知历城还有两个桃科村,“榆科”“桃科”以嘉树命名,多么形象,多么富有生机。20世纪80年代后,“榆科”被当地掌握笔杆子的村官、镇官屡屡偷懒写作“于科”,最终导致至晚在2005年,“于科”竟堂而皇之地以假充真,成为地名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正式村名。“榆科”这一与“罗家寺山”共同载入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历城县志》的优美地名,就这样被浅陋的子孙给废除了。
那么,这种错改的地名能不能再修正过来呢?其实是不难办到的。由趵突泉发源的河古称泺水,其入济水(后为大清河,再后河道为黄河所夺)处称泺口,古时常有人嫌“濼(泺的繁体字)”笔画多,写作“洛口”。明代天启(16211627)帝朱由校强化避讳制度,其父泰昌帝名朱常洛,于是“洛”须写作“雒”。清代至20世纪70年代,“泺”“洛”“雒”混写,民国以后以“洛”为正,为通常写法,70年代末官方又改定为“泺口”,与“泺源”“泺水”相一致。
泺口乃一巨镇,改名牵涉其地的各行各业、十数万居民,但是利大于弊,说改也就改了。像“罗袁寺顶”连知道这名的济南人都极少,重新认定后,直接从新版地图上改过来即是。若将“于科”改回“榆科”,较之“泺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关键还是我们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知,和对待优秀文化遗产的态度。
或有人说,古时就有地名变来变去的现象,像济南的腊山曾叫“猎山”,杆石桥曾写作“旱石桥”,古人变得今人怎么就变不得?我的回答是,古时地名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样的,须作具体分析,但是像“罗袁寺”“于科”这种毫无依据的改变,应是古时有识之士也不会赞同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管理方式不能停留在传统社会,今天我们不但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而且还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再请问古时有地名管理的政府部门和法规制度吗?古时有将地名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认识和有组织的行为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理由充分的改变是可以的,甚至是必须的。比如济南高新区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2005年被命名为“凤歧路”,命名之初略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人就大惑不解,为什么要称“歧路”?“歧路”意即从大路上分出来的小路,岔路,错误的道路。同“歧途”。像“误入歧路”“歧路亡羊”“歧路他乡”“歧路徘徊”“歧路羊”“歧路泣”“歧出歧入”等词语皆为负面意义。
而称“凤岐路”就截然相反了。“凤岐”是自古以来中国人为后辈起名时喜欢选用的字眼,乃“凤鸣岐山”的缩写。周朝时有凤凰鸣于岐山,人们认为这是天意,预示周朝将兴,后以“凤鸣岐山”为太平盛世出现的典故。其实起初为这条道路起名时,本意就是称“凤岐路”,这从其东面与之紧邻且平行的大路叫“凤鸣路”,西面与之紧邻且平行的大路叫“凤山路”,便可得知这三条路名之创意共同源自“凤鸣岐山”,只不过形诸文件时被哪位“歧”“岐”不分之人弄错了,后面的逐级审批又一路绿灯。但是,这种错误很难让人自觉接受,于是有许多政府部门在交通标牌、证件、文件上有意无意地写作“凤岐路”。搜索济南市人民政府网站所载2022年1月信息,有五条写“凤岐路”,只有一条写的是不合乎文理但目前合乎法规的“凤歧路”。
我建议,尽早将“罗袁寺顶”改回最初的“罗家寺山”,即使改回到“罗寺山”“螺丝山”“螺丝顶山”,还算是有说法的,也比从字面上就令人莫名其妙的“罗袁寺顶”好。当然,此事能令人们深长思之,举一反三,从“于”返“榆”、以“岐”易“歧”,更是我之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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