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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文化影响天下的策源地 中国传统文化圣地在西安之三

西安日报 2018-01-04 12:41 大字

秦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秦咸阳宫二号宫殿遗址。阿房宫遗址。位于咸阳两寺渡公园的商鞅塑像。秦咸阳宫遗址出土的龙纹空心砖。秦咸阳宫下水道。牛羊村王锋告诉记者,他们村周围有许多这种瓦片。龚西海向记者描述秦咸阳宫一号宫殿柱子位置。

■金石文/图

“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丽丽、巨巨,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方面,都有西安的贡献。在法家历史文化中,西安不仅曾是法家人物展示才华的风水宝地,更是法家文化走向辉煌、影响天下的策源地。

依照法家思想所作之都城

“以治法者强”。秦都咸阳,当年就是按照法家思想建设的。

根据《史记》等记载,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在今秦汉新城建了新的都城,因居于九嵕山之南、渭河之北,相对位置都在被中国传统文化称作阳的一面,故名咸阳。

咸阳南有渭水天堑,东和北有泾河护卫,西有秦古都雍城做后盾,同时,由于渭河南岸的道路可通关中东出口函谷关、关中南出口武关,而渭河北岸地形平坦,道路易行,并可通往西北。咸阳一带渭水浅而缓,是连接渭河两岸道路的重要渡口,因此系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在这里进可东取,退可坚守,加之这里地宽土沃,对于战国时期秦国卫国图强极为有利。后来随着秦国强盛,东取欲望的强烈,从秦昭襄王时期开始,在水利资源丰富、更便于东进的渭河南岸扩建咸阳城。

“法家思想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在秦都咸阳城建设上也表现了出来,突出地表现为创新、尊严、博大。”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教授徐卫民说,秦都咸阳壮丽、宏伟、威严、豪华的都城规划,远远超过西周时期丰、镐二京和战国时期其他六国的都城规划,显示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其作为都城的144年间,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到秦始皇时形成“渭水贯都,以象天汉”的景象,除了渭北的咸阳宫、冀阙、仿六国宫室、兰池宫、望夷宫等,还有渭南的阿房宫、兴乐宫、甘泉宫、章台、信宫、诸庙及上林苑等。咸阳都城从设计到建造很难找到按常规发展的模式,是按自己的思想、设计进行的,对旧的东西虽有继承,但更多地形成自己的风格。

有学者认为,最初建造都城咸阳,就是由当时秦国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良造、法家人物商鞅负责的。

商鞅变法之地

不仅秦都咸阳建设体现了法家思想,而且商鞅变法自始至终都是在西安进行的。

商鞅年轻时受法家思想影响很大,跟魏国思想家尸佼学习杂家学说后,做了魏国国相公叔痤的侍从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期间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接任他的国相一职:商鞅“年虽少,有奇才。”然而魏惠王一笑了之。“强者必刚斗其意”。商鞅没有因此气馁。公叔痤死后,商鞅获悉秦孝公下《求贤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商鞅毫不犹豫立即启程投奔此时在今阎良区武屯镇的秦国都城栎阳。

秦孝公能下如此求贤承诺,商鞅也敢相信,和秦国善于利用天下人才的优良传统有关。

秦孝公的先祖秦穆公深明“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先后设法招来了虞国政治家百里奚、宋国军事家蹇叔、西戎使节由余,特别是百里奚当时已70多岁,而且被扣押在楚国,为了将其接到秦国,又避免被楚国发现百里奚是位难得的人才而被扣下自己用,秦穆公费尽了心思,最后用购买奴隶价格的5张黑羊皮将其赎回,留下“五羖大夫”的美丽传说。相传伯乐就为秦穆公相马行家。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商鞅相信,此去栎阳,一定能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

秦孝公更早的先祖秦襄公,在西戎和伸侯联合伐周,并杀死周幽王时,挺身救周,护送周平王从位于今西安的丰镐东徙今洛阳的雒邑避难。周平王因此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岐山以西的土地全部赐予他。当时,连丰镐都为西戎所占领,放在别人眼里,会认为周平王的恩赐,无异于一张空头支票。然而,秦嬴家族,就是靠这一空头支票,成为广地千里、称霸西戎的大国。以后随着秦国势力的壮大,为了进一步向东发展,到秦献公二年,即公元前383年,在利于国君指挥对东方战争的栎阳建了临时性都城。

司马迁总结历史后感叹:“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想必早在商鞅时期的人就有类似的观点。

成就法家思想的实践之地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相互征伐吞并,弱肉强食,战争不断,社会动荡。同时,“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许多人对国家没有任何功劳,全凭两张嘴皮曲意奉承君主获取爵禄,然后又以权谋私,因此各国养了许多无用之人,行贿受贿之风泛滥,百姓亦无心种田,都想着谋取官位,以致国家贫弱,“食屈于内”,“兵弱于外”。一些有思想的文人为解决当时的混乱状态研究、思考,提出了各种治国理论,产生了诸子百家。

陕西省民间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傅功振说,在战国七国争雄时期,要立于不败之地,纯道德层面,纯礼仪规范层面,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必须用带有强制性的法治,让大家遵守,才能在七国争雄中强盛起来。

秦穆公后,秦国的领域在几个君王时期缩小,东边的韩、魏等诸侯国占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并把秦鄙视为野蛮落后的国家。秦孝公深感“丑莫大焉”,发誓要重振秦国辉煌。

商鞅属于法家中的秦晋法家,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鞅在栎阳和咸阳,分别进行了一次变法,制定了一整套系统的法律制度,改变过去的分封制,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改世官为流官,世禄为官禄,规定只有作出实际贡献的有功人员才能获取官位,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严惩私斗。“功赏明,则民竞于功。”经过变法,秦国迅速富强,“西斩戎王,南破强楚,虎视六国”,一跃雄踞诸侯国之首,秦孝公也随之产生了席卷天下的意图。原名公孙鞅的商鞅,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被称为商鞅。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钱锦宇教授说,商鞅变法采用法治主义,一改过去德主刑辅、“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主张,强调法律优先。商鞅变法涉及到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政治改革。从法家发展史来看,大西安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最为纯粹的法家思想实践地,最终成就了法家思想。

法家最长久实践之地

“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在西安进行的商鞅变法之所以成为法家最具影响的实践活动,和秦国持之以恒的革新有关。

秦穆公在东进受阻的情况下,听取百里奚、蹇叔建议,改为西扩,并用由余谋略兼并了西戎12国,开地千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简公制定了改由按土地亩数征收租税的政策,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向封建制度转化;秦献公废除了自商代出现、在秦国已实行有数百年的活人殉葬制度,编制户籍,把一些边境地区改建为县,由自己直接派官吏管理。这些革新,为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陈涛说,秦孝公死后,商鞅虽然被车裂,但其确立的依法治国政策在秦国没有改变。

秦国在延续商鞅所制定的法律制度同时,根据局势的变化和研究,继续进行革新、完善。秦惠文君立相分权,用张仪的连横破合纵,“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秦昭襄王采用军事谋略家范雎“远交近攻”策略,灭掉义渠、东周等,使领土再次扩大。秦始皇接受客居秦国的楚国政治家李斯“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建议,取消了自己的逐客令,恢复李斯官职,此后使用李斯的计谋,兼并六国,后又接受李斯的建议,在全国实行之前已经在一些国家长期实践行之有效的郡县制,摈弃分封制,并修订了《秦律》,颁布到全国,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使法家思想影响到整个天下。

“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县绳之数也。”对于秦嬴家族的成功,有人认为它完全是借助了西安所在关中易守难攻、富饶的自然地理优势,有人甚至把它划入野蛮征服文明之列。显然此划分有失偏颇。就像一个人,如果只是拳脚了得,却没有心智,只可能在一地逞一时之强,顶多当个打手。老子云:“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靠蛮干难以长久。秦夺得天下,固然有自然地理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处在东西思想文化碰撞、交融的人文“风水宝地”,秦人最清楚、也最重视借用天下智慧,不断革新变法。司马迁就称其:“世异变,成功大”。

从商鞅变法算起,至秦国灭亡,法家思想在秦国实施了150多年。因此徐卫民认为,西安是法家理论最长久的实践之地。

丰富、完善法家理论之地

“举事而材自练”。商鞅在西安进行变法的同时,汲取其他法家思想,总结实践经验,著有阐述其法家思想的《商君书》。“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商君书》虽然文字不过4万,但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治等诸多领域。

司马迁称: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韩非子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韩非被称作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秦始皇看过韩非的《孤愤》《五蠹》两书后叹息:“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有人甚至认为,秦始皇就是韩非法家思想的实践者。然而,处于韩非学说核心位置的法治思想,就传承自商鞅的《商君书》。他继承了商鞅“法宜其时”的观点,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世异则事异”。商鞅提出“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强调法律的公平性,韩非子则对应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称赞商鞅变法“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功之至厚者”,并把商鞅称作“圣人”。

有学者认为,西安不仅仅是法家理论最成功的实践地,而且是丰富、完善法家理论之地。

全面检验法家利弊之地

傅功振认为,秦商鞅变法的结局是悲剧。

法家“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精神、“任法而治”的依法治国思想、“法必明”的明法主张无疑极其可贵,但法家人物由于其所在历史的局限性,和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个人因素,存在一些偏激、急功近利的言行。这从商鞅、韩非、李斯死于非命,秦国兼并六国后仅14年即亡,就能反映出来。他们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商鞅曾经一天就在渭河边杀死囚犯700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任法而治”的确不错,但任何措施并非万能,社会是复杂的,国家治理需要多种手段。然而商鞅、韩非、李斯等对于其他学说,特别是儒家,不是借用,而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为“贫国之教”,“亡国之言”,“削国”的寄生虫“虱”,要彻底清除,商鞅烧过《诗》《书》,李斯更是助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扩大了敌对面,危及国家安全,使人心得不到善的教化,功利主义泛滥,钻法律的空子,连他们自己有时为了牟取私利都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徐卫民告诉记者,李斯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他就是因为担心秦始皇重用才能高于自己的韩非、自己的饭碗被同学韩非夺走,便将其谋害。

有学者认为,李斯为了个人利益,违背法家所主张的诚信,和赵高合谋伪造秦始皇的遗诏,害死忠厚的扶苏和忠臣蒙恬,李斯自己最后也被赵高腰斩于咸阳街市。虽然他们认为“任法而治”的目的是让国家富强,也提出了“一断于法”,但他们却主张“权制独断于君”,这样一旦“人主失守”,法就成了国君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国家的富强稳定自然难以保证。表面看商鞅是因为受到贵族的报复,被诬为谋反罪车裂,其根本原因是他所主张的法治系统有漏洞。也正是这一原因,导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过于膨胀,不仅把三皇五帝不放在眼里,连他的秦嬴老祖宗也不顾及,认为自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刚愎自用,天下“莫敢尽忠”,加之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为粪土,不顾人民死活,大搞阿房宫、寿陵丽山园等工程,要把整个关中作为秦的都城,“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还将正直的儿子扶苏赶到边疆,身边留下胡亥、赵高等一些善于阿谀奉承的官员、亲属,以致他出游途中蹊跷地死于沙丘,秦赢家族经过500多年几十代人奋斗创立起来的家业秦朝,转眼灰飞烟灭。他们还主张“民愚则易治”,不明白愚昧必然落后、野蛮,项羽“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就是愚民最典型的“壮举”。正是因为法家的这些弊端,导致古人对商鞅等一些法家人物多持否定态度。西安不仅是见证法家成功之地,也是全面检验其利弊之地。

钱锦宇提出,秦国灭亡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从政治主导思想上来看,很可能是背离了商鞅的法治主义。商鞅主张“垂法而治”。申不害强调术,就是权谋。慎到强调势,就是权威。韩非把法、势、术揉在一起。秦始皇后来可能受到韩非的影响,虽然强化了君主的权威统治,但是术乱法,法的功能被术消解了。

商鞅变法对中国形成深远影响

秦以后,虽然汉代初期接受道家无为而治思想,让百姓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汉承秦制”,其中大量的制度为商鞅当年所制定,而且此后的王朝,基本采用外儒内法,或外示儒家,内施法家的政策,如军功爵位制度,在重大变革之际,也往往会提到法家。

汉武帝时期,汉朝经济受到严重挫伤,激起民怨。汉武帝之后,大司马霍光召开著名的盐铁会议,研讨国家现行政策,观点迥异的双方均拿商鞅变法说事,要维持原有政策的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昔商君相秦也”,“国富民强”,“卒并六国而成帝业”,而要改变政策的贤良文学人士则认为“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故二世而夺”。

宋朝神宗时期,为挽救宋朝政治危机,王安石主导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反对变法者说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王安石也以商鞅自诩,并作诗《商鞅》: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钱锦宇说,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一直重视“立宪”和“法治”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他把法家思想的特色概括为“法治主义”,并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仍然强调法家的“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之唯一主义。”严复认为,能使中国获得救亡图存的,只能是强调“缘法而治的法治主义”的法家学说。

徐卫民认为,正是在西安,秦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也正是在这里秦制定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以至于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事”。

有很多事发生在西安

秦之后,法家思想在西安依然有影响深远的成果展现。

汉高祖刘邦在楚汉相争时期,根据形势需要分封了异姓诸侯王。可是由于异姓诸侯王威胁到汉朝安全,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后,设法消灭了这些诸侯,但他还是认为秦国取消分封制不利政权稳定,又在原异姓诸侯所辖地域封了同姓诸侯王。然而,随着他们实力的日益壮大,又危及朝廷安全,在汉景帝欲要削弱他们势力时,发生了“七国之乱”。平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采取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削弱了诸侯王的实力,并取消了诸侯王在封国内的自治权,使其只能得到经济收入,而无政治权利。有学者认为,至此,分封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陈涛说,西安在法家历史文化中,应该说非常重要,有很多具体事件发生在西安这个地域范围之内,包括中国最伟大的法典《唐律》,就是在当时唐朝的京都长安、今西安产生的。《唐律》不仅影响了后来中国,而且影响了东亚各个国家。

商鞅变法的遗址均已发现

过去有人认为商鞅二次变法的渭河北岸的秦都咸阳城遗址被北移的渭河冲毁,几乎找不到痕迹,但是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其大部分还存在。记者在咸阳宫遗址西被道路切下的土坎上,看到夯土和多个陶制的大小不同的圆形、多边形下水道,在遗址东的牛羊沟里看到大量古瓦片,遗址上立有秦咸阳城遗址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碑,而且另立有3个宫殿遗址保护碑,一号宫殿遗址处保护碑文道,该遗址东西长177米,南北宽45米。经考古钻探得知,东侧建筑形体与西侧相对称,西侧现存夯土台基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高6米。站在此台上,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渭河和秦咸阳城遗址全景。

唐诗人李商隐作诗《咸阳宫》称:“咸阳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

秦汉新城窑店街道牛羊村人龚西海说,他们村就在秦都咸阳的“紫禁城”里,他们过去住的老窑,就打在咸阳宫遗址下的土崖里。以前站在这里能看到秦岭。上世纪70年代,考古队在咸阳宫1号遗址处发掘出被烧化而成形的金片,雇他们村人运走,拉了两卡车。一号宫殿遗址夯土台中间发现一个一搂多粗的柱子遗迹。

这令人想到图穷匕首见,荆轲刺秦始皇时秦王“环柱而走”的场景。

徐卫民说,秦都咸阳一号建筑遗址即咸阳宫的主体殿堂,室内外装修豪华,富贵典雅,宫中设备完善,应有尽有。咸阳宫是秦都咸阳的主要宫殿之一,是一宫殿群,也是在秦都咸阳修筑最早的宫殿。秦的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在这里,重大的议事、朝会活动都在此举行,也是项羽入关后首先烧掉的宫殿。经过勘探和发掘,商鞅第一次变法的秦栎阳故城也已发现,其1号遗址东西和南北均达350米,当为栎阳宫遗址。

栎阳城遗址也已于2001年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把法家思想打造成文化名片

“道明,则国日强”。秦都咸阳城遗址为今日秦汉新城中心区域,记者在秦汉新城的网站上看到,秦汉新城将打造秦文化主题公园。

记者沿草滩八路一上渭河横桥,就看到上边有以秦都咸阳宫殿名命名的兰池大道、秦宫一路牌子,在牛羊村看到,一些民宅院墙喷上了“拆迁”、“已测量”字样。有的房屋已拆除。

牛羊村村民龚宝营告诉记者,这里要建遗址公园,他们村将迁走。

“在法治建设方面西安人应该起带头作用,无愧于我们拥有的历史文化。”傅功振说。

徐卫民认为,当年商鞅在西安变法,才有了秦的统一,才有了秦的强大,作为商鞅变法发生地的西安,现在要建设大西安,还应该依法治市。

钱锦宇建议,法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大西安是法家思想的践行地,要全方位宣传、传承和弘扬法家思想,继承法家务实的改革主义,实现整体的追赶超越和可持续发展,多维度推进,把法家思想打造成大西安的一张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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