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追太史公 诗怀乐天才——《巩昌府新志》的撰著者杨恩的史才与史识(下)本报记者 王长华
一个地方的史志,堪比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一个家族的族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明清之际的巩昌府,隶属于陕西行中书省或陕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司,“绵亘南北千余里,东西称是,固宇内半壁疆土,关以西一重镇也。”(明天启年间巩昌知府刘文琦《重修巩郡志引》)
历史上的巩昌府辖地广袤,多民族杂处,风物迥异,历史厚重,人文昌盛。
携琴西归杜门高卧
回到家乡之后,每逢佳节良辰,杨恩就和两三个意气相投的朋友,把酒赋诗,终日不倦,且把他们的这种雅会命名为“忘机”。这是效仿明代名士宋登春的天然机趣的做派〔按:宋登春(约1515——1586),字应元,号海翁、鹅池,明代诗人、画家,在世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真定府冀州新河县六户村(今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新河镇六户村)人。少年失父母,依靠兄嫂生活,聪慧好学,能诗善画,且“诗祖少陵,画宗吴伟”。30岁间,妻子儿女五人俱丧,宋鹅池须发皆白,自号海翁。此后带义子(侄子)宋鲸弃家远游。他以书画为资,行程5万余里,北出居庸,南涉扬子,西越关陕,东泊沧海,广泛结交诗画文人。晚年定居江陵天鹅池(今湖北省石首市天鹅洲经济开发区),更号鹅池,后投钱塘江而死〕!
杨恩为人性格直爽坦诚,不设城府,即使是农夫孺子,也乐于和他交流。与人交谈时,倾肝吐胆,直剖是非,毫不保留。而且,杨恩还仗义疏财,恤贫济乏,尤其是对有姻亲关系的各个家族成员厚加抚恤。因此,时人都称赞他是大德之人。在家闲居休假十八年,足迹从没有到过官府衙门。自太守、县令以至监察官员,甚至朝廷使者,无不对他敬仰有加,亲自登门咨询时政。每有问询,杨恩都是以礼相待,言辞必称大义!其清风峻节如此!
杨恩生于明嘉靖丙午十二月十七日,卒天启癸亥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寿七十有八。
陕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徐云逵所撰的《明户部主事凤池杨公墓志铭》在文末赞曰:
阳山苍苍,渭水洋洋；笃生哲人,玉质金相。
厚积而发,暂试辄藏；隐见不测,蠖屈龙翔。
蔚然著作,云汉天章；为士林范,为邦家光。
西凉膴膴,水绕山环；棲神于斯,百世其昌。
可谓是对杨恩一生的总结。
首阳一辩勘破千古
最能体现杨恩的史才和史识的,当属对于首阳山的考辨。
历史上,对于伯夷、叔齐的归隐地首阳山,历来说法不一。
巩昌知府刘文琦认为,杨恩的著述廓清了这一段历史迷雾,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如果伯夷、叔齐两位贤人地下有灵,则应当称杨恩为“知己”:
其最著则首阳一辩,勘破千古,盖河东首山、陇西首阳山,位次甚明。读公辩缘古券今,五证斩斩,内原心一议最得,夷齐不食周粟,意二贤有灵,当称杨君知己(刘文琦《重修巩郡志引》)。
杨恩在《首阳山辩》一文中,先列举了历史典籍中关于“首阳山”的五处说法:
《说文》以为在辽西,刘延之以为在偃师,马融以为在蒲坂,《方舆胜览》以为在陇西；曹大家注《通幽赋》,亦云在陇西。《庄子》云:“北至岐山,西至首阳”,故索隐以为在岐山之西,寰中遂有五首阳。
在列出了关于“首阳”的五种说法后,杨恩亮出了他的观点,认为有五个证据,可以证明“首阳”应该以“陇西者为是”。
首先,“考古者准经”,即考古的首要证据,来自于历史典籍的记载,而河东的“首阳”在历史典籍中不见记载。杨恩指出,历史典籍中,比如“黄帝采首山之铜”的记载不见“首阳”二字；《禹贡》的记载也是“止名雷首,不名首阳”；《春秋传》也是“止名首山,不名首阳”。反之,《诗经?唐风》有云“首阳之巅”；而毛氏《通考》则曰:“《采苓》乃《秦风》之首,误收《唐风》之末,篇次相连而错简耳。”亦以首阳在秦不在唐为断,此可据明甚。
杨恩还批评了后世学者不核实证据,随意揣测的浅陋学风:
安成刘氏注《唐风》,求首阳不得,以意度之,曰:即古之雷首。夫雷首可以为首阳耶?不核实以证误,而反曲解以就舛,此宋儒之陋,何可据也。
然后,杨恩又引用两种古籍的说法:《书》曰:“导渭自鸟鼠。”《传》曰:“渭水出陇西首阳县,县以山得名。”并反问道:“今鸟鼠与首阳并峙,昭昭若此。经书,孔子手删,计必不诬；《传》为汉儒所作,去古未远。今舍经传明书首阳不信,而猥以首山、雷首当之,奈何不信孔子而信刘氏耶?”
其次,“论世者原心”,即知人论世,必须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推测他的心理。伯夷、叔齐不是曾经躲避过殷纣王的暴政吗?他们二人不在殷商的国土上居住,而是远避在北海之滨,其意是在远远地离开。现在,他们二人以耻食周粟而离去,那么,在周朝的国土上,哪儿没有周粟?因此,他们也必须远远地离开,其心才会安宁。蒲坂距离周朝的国都丰镐不过四百里,还处于周王朝的地域。既然要躲避周王朝的统治者,却仍然居住在周王朝的地域内,不食周王朝地域内的粟,却又食其地之薇,那么,薇与粟,究竟选择哪一种好呢?这个道理显然讲不通。陇西是古代西羌人居住的地方。到了周孝王时,始封非子于秦,开天水郡,则周初尚未被纳入周王朝的版图,这样的话,倒是伯夷、叔齐最乐于居住的地方。这是第二个证据。
其三,“循名者责实”,即要根据事物的名称而弄清楚它的实际。伯夷、叔齐在诗中说:“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矣。”这就非常清楚明白地告诉人们,山为西山。而蒲坂之地的山,有什么根据而称西山?根据风水地势的原理推断,这个地方的大略位置应为北山；以周王朝的都城为标准推断,应为东山；再从蒲坂本地来看,应为南山。不是西山而说西山,伯夷、叔齐难道不分辨方向吗?陇西在天地之西,首阳又在陇西之西。颜师古亦云:“歌登西山”,当以陇西为是,这就是所谓“登彼西山”的本义。这是第三个证据。
第四,“论名者稽义”,要弄清事物的名称,必须考证它的原本意义。山的名称为首阳,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因为它位居群山之首,先得到阳光照射的缘故。蒲坂之地当属于胸腹的位置,不能说首；另外,其地还背负高岗而立,怎么能说是在阳面呢?即使称山南为阳,也是蒲坂之阳,怎么能说是首阳呢?就算因为雷泽发源于雷首,以中条山起处为首山,但这与首阳没关系。天下之山,自昆仑山脉绵延而来,到达这里,应该是以陇上的各个山脉为头颈,终南山、太白山、太行山、中条山正好位于胸腹的位置,医无闾山为尾。陇西地高山峻,与东海对立相望,太阳出海,阳光首照,这就是命名之意。这是第四个证据。
第五,“援古者证今”,即引述古事来证明今事。伯夷、叔齐采薇而食,是因为山上有薇。今天的蒲坂首阳,每次祭祀二位贤者,所用的薇都是从外地采来。后来有好事者,也想把薇移植到河东地区,但很不成功,这是因为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了物产的缘故。陇西之地,蕨薇遍满山谷,当地人以之代替食物,甚至还储存起来以备荒年充饥。商人们辗转贩运到江南、京都地区的,都属于陇西物产。另外,其地原来就有“二贤祠”,现在虽然颓废了,而两座墓冢屹然现存。这是第五个证据。
杨恩还认为,这五条证据中,只要有一条,就足以辨明“首阳山”的位置。只是因为近代以来,陇右地区人文湮郁,著述鲜少,以至于千百年来无人指出,太令人惋惜了!
官仓有粟仓中鼠肥
杨恩的诗歌,在纪元补撰的《巩昌府志?卷之二十七?艺文下》中存录三首,从中可以约略窥见杨恩诗歌的风貌。如《纳粮户》:
纳粮户,来何难,进城杂差非一端。
铁绳麻锁争托锁,差人分去手中钱。
钱尽脱身犹无路,借债典衣无所措。
甫能身脱衣尽剥,视城犹如鬼门路!
催头收头任意收,卖男卖女谁能顾?
公私耗尽名色多,几曾毫厘登官簿?
年年分数不及额,欠粮不是纳粮户。
全诗形象地刻画了苛捐杂税和繁重的徭役赋税对农民生活造成的极度苦难,这首诗完全可以和唐代白居易的《卖炭翁》相媲美。
另如《蕨根行》:
饥民满眼无从乞,争采蕨根缓须臾。
人多蕨少争砍劚(zhu用砍刀、斧等工具砍削),身瘦土坚筋力疲。
昨日劚蕨犹蒲斗,今日劚蕨不盈手。
等是饥人莫厮争,此山既尽他山有。
山灵山灵尔勿嫌,明日未死还腰镰。
这首诗极像一幅《饥民图》。诗人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饥荒期间,饥民们争相采挖蕨菜以充饥的悲惨生活。没有对当地农民生活的深切观察,是写不出这样深刻痛切的诗篇的。联系上文所提到的杨恩对于“首阳山”的考辨,就更加清楚地知道,杨恩对于生活体察的深入。
再如《拾菜》:
朝携一筐出,暮携一筐归。
十指欲滴血,且济眼前急。
官仓岂无粟,粒粒藏珠玑。
一粒不出仓,仓中群鼠肥!
这首诗描绘了当地农民挖野菜充饥的困苦状况,读来十分沉痛悲戚!联系到杨恩当年曾经监督通州仓库的经历,他对官仓的腐败应该了解得十分深入,所以才能够写出这种力透纸背的讽喻之诗!也只有抱着对农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他才能够写出这种字字血、声声泪的现实主义诗篇!
从这三首诗中,可以看到,杨恩的诗歌,继承了从《诗经》开始流传下来的批判现实的传统,他从以前的诗人手里接过了讽刺的武器,猛烈地抨击那些剥削者、压迫者以及借以实行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他还继承了自唐代以来由白居易等人发扬光大的现实主义诗风,秉承“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优良传统,使其诗作富有一定的人民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作为“一代良史”(明天启年间巩昌知府刘文琦),杨恩继承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家风骨,历经数载,终成煌煌大著,不仅饮誉于当时,还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了解当时巩昌府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难得史料；作为诗人,杨恩继承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诗风,敢于揭露现实生活的矛盾,讽刺当时统治者的苛政,直面人民生活的困苦,其诗风完全可以和白居易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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