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上世纪50年代的北大历史学系,云集了当时顶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当时给我们这个班授课的师长,都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的一流学者,他们都是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启和考古学学科的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开拓者。考古专业的老师们授课,都亲自编写教材,精心备课,有材料、有分析、有研究、有观点,视野开阔,让人体会到他们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和感情。
没有野外考古的实践和锻炼,就谈不上学会了考古。因此田野考古实习和专题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基础功课。
北大考古专业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教考古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特殊,和历史学系的其他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一样。考古专业的师生常常一同外出考察,所以学生和老师走得很近,感情自然更加深厚。那时候的考古专业真是名师云集,现在想想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当时的条件,没有抓住机会更多地向老师们请教。我现在才明白,当年老师们教学的用心和苦心。比如讲旧石器考古,就一定要引经据典,从许多外国考古专家讲起,从斯文·赫定讲到其他的考古学家,原来这就是在讲考古的学术史。
现在我回北大,考古系的老师告诉我,当年教我的老先生的学生都退休了,现在的老师我几乎都不认识了。随着前辈大师一个个离开,这个校园也渐渐地从熟悉到陌生。现在我还会时常想念当时的这些老师,也想念当时读书的氛围。
回忆苏秉琦先生
苏秉琦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博闻广识,他给我们开设的战国秦汉考古的课程对我的影响很大。苏先生为人谦和热情,他是那种一看就让人感到亲切可敬、如沐春风的人。他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他毕生从事考古学研究,培养了许多考古学的人才,取得了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成就。
苏先生曾经参加、主持和领导过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比如上世纪30年代他参加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这是我国考古学初期的一项重要发掘工程。50年代他曾经协助夏鼐、郭宝钧主持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进行的辉县发掘,亲自发掘结构复杂的固围村2号战国大墓。他亲自主持西安附近考古调查,首次辨识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并判定其与当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的相对年代。他还曾主持洛阳附近考古发掘,勘查东周时代的“王城”遗址,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
据说就在宝鸡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在回填墓土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故,有一位民工不幸被砸身亡。善后工作完毕后,经费所剩无几,如果没有钱的话,发掘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苏先生就写了一封信,让他非常信任的好友,也是考古队成员白万玉从宝鸡到西安,向自己的哥哥苏秉璋筹款。原来苏家是华北地区开纺织厂的有名的实业家,在西安还有自己家的棉纺厂,家族企业是由苏先生的哥哥苏秉璋打理的。信送到后,苏秉璋就立刻准备了五百现大洋,让白万玉带回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工作当时是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负责的。对于自筹经费用于考古发掘的事情,苏先生自己只字不提。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大家才知道苏先生原来有如此显赫的家族背景。他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一个读书、考古、埋头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提及自己的家事和背景。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他所在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一度经费断绝。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当时的一些研究所人员将重要的研究资料秘密装箱转移到其他地方妥善保管,后来又统一运往昆明。这批资料包括斗鸡台遗址发掘的全部田野记录、图纸、稿件、卡片和照片；还有关于北平庙宇的调查资料和响山堂石窟寺的调查资料,包括大量文字记录、测绘图、照片和拓片。他后来在昆明的研究工作,就是集中编写《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考古报告。这本考古报告在1948年出版,大16开本,正文289页,约20万字,100多幅插图。报告总共印了400本,很多照片都没有刊印出来。
苏先生有一个“绝活”:闭着眼睛摸陶片,摸得特别准。他在考古发掘现场,反复强调做考古的人要亲手摸陶片,这给学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他太神奇了。摸陶片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爱好。他对陶器有很深的研究,摸了一辈子的陶片,看陶片的功夫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牛河梁发现五千年前的玉猪龙之后,有一个当地文化馆的负责人想起从前出土的一件玉器,就取出来请他鉴定。苏先生摸过后,判定这是一件红山文化的碧玉龙。这种功夫都是长年在野外考古实践中锤炼出来的。考古一定要有野外实践的经验,考古的功夫不是光躲在书斋里做学问就可以的。
苏秉琦先生曾经考察了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兴城遗址、姜女石秦宫遗址,他还多次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察,为这一震惊中外的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燕山南北地区考古》《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化与文明》《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玉龙故乡,文明发端——谈查海遗址》等著作、学术报告和论文,对于建设中国考古学学科理论体系,把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意义重大。他的早期著作《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及《瓦鬲的研究》是考古学的基本文献。
苏秉琦先生在196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是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使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苏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他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谱系研究,论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提出我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六大文化区系。这个观点是在1975年《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论文中提出来的。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所以这篇论文直到1981年才公开发表。这篇论文提出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对原有的“中原中心论”是一个挑战。他通过考古学
文化的谱系,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国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文明起源多中心论”,指导了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阐明了我国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的社会发展史实。他的“多元一体论”,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多源一统论”,即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古国、方国、帝国”的学术理论,对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下期看点:苏先生始终认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由此,考古研究才能上升为历史研究。苏先生还较早利用类型学的方法,成功地进行周秦墓葬和瓦鬲的分期研究,提出周文化渊源等问题。他根据楚墓中具有鲜明特征的,并有自己一脉相承的发展序列的陶鬲,将其列为认识楚文化的典型器物。他不仅对楚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独到见解,而且对晋文化研究也有系统的理论。“晋文化”的概念就是由他率先提出的。苏先生开创的区系类型学理论,把中国考古工作推出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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