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高考◎文锁勤
1986年，深秋，我和父亲正在千河滩那片平整的沃田里摘辣子。
9月3日，村长给我送来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他在地头的喊话，是一声捷报，也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我难掩喜色，撂下手里的一把辣子，不顾脚下辣子秆的羁绊，三步并作两步，就朝地头奔。芳嫂也高兴地跟了出来，辣子秆被我们踩倒了一大片。村长先开始对我进行了一番夸赞，说我为全村放了“卫星”。父亲则给村长卷了一锅旱烟点着，算是对他一腔热情、辛苦跑路的感激。芳嫂从我手里要过了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连说：“好，好！”还说要将通知书放她那儿。我知道她是想要拿给弟弟军看，只是没有说出口来。我发觉，芳嫂的脸色突然阴沉了，眼里好像有泪，偷偷抹掉的，手里的辣子也落了一地。而我的同村同学红梅也在摘辣子，看到这个场面，向我投来了热情和赞许的目光之后，就拿了一筐子鲜菜，好像是要去洗，向千河滩走去。芳嫂为我的高考胜出欢天喜地，更为弟弟军的失利黯然神伤。在赞美我的同时，提起那个曾经让她信心十足的弟弟，就不停地骂着：“草包。”而且芳嫂在对待我和弟弟军两人的态度上，出现了截然不同。在摘辣子时，芳嫂对我说：“我做了两身西服，面料是最流行的，原本想着你和军一人一身，现在你高考上了学，两身就给你吧！”芳嫂的厚此薄彼，造成军的心理伤害就是一条深深的沟壑，一辈子可能都难以填补。我反对和排斥这样的偏见。
父亲的高兴，是质朴的，一点儿也不显山露水，只有语重心长地给我送的几句话：“出去了，好好学习，吃饱穿暖。”他期待着我能像千河滩的土地，继续丰收。
母亲因我考试的取胜，给予了更大的关心和牵挂。她知道在9月底我就要离开家了，唯一能够做到的是为我做连续上顿下顿的臊子面。我的一张录取通知书，让一家人忙了好长时间。
去学校报到前，我却想着红梅，想着我一起同窗共读的军及班主任恩师。见到红梅是在她的家里。看着她低沉的样子，我鼓励她说：“千河滩的地是肥沃的，年年种辣子，还歉收哩，但要知道，不是年年歉收，明年可能就是一个丰收年。”红梅仿佛从我的话语中受到了启发。出门时，她手举得高高的，不停地在挥，像渐远的桅杆，已经向未来启航。
去跟军道别时，我拿着芳嫂特意做的那件西服，给他塞进手里。我说：“本来就是你的，拿上吧！就算今年没有资格，就放在明年吧！”我的眼里满是信任，别说一件西服，就凭军的潜力，他穿两身都绰绰有余。军终于接受了我的馈赠，那是一种别出心裁的理解、尊重和独树一帜的励志。
拜访恩师，是父亲、母亲重要的叮咛。我去时，班主任正在地里摘辣子。我没有什么好烟、好酒来回报恩师。那天就费尽气力，老老实实地下到田里，给老师家摘了一个下午的辣子，整整一大背篓，一片红。老师说：“你这人，会把力气用在最重要和最要紧的事上。”老师的话，让人羞愧。但这话，几天后，我一字不变地说给了军和红梅：“要记住，把气力用在最重要和最要紧的事上。”
当年的9月22日，父亲用镇上机械厂的农用拖拉机把我送到了宝鸡火车站，从此离开了生养了我17年的千河滩，开始了生活的新征程。同学军和红梅补习一年后，一个考上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现在杭州；一个考上了宝鸡师范学院，现在兰州。工作顺利，事业有成。
我们坚信，一切山水皆有灵性，土地阳光总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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