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叹栖息灵魂的《柳荫山房诗草》
王盛华
在长安灞桥古色古香的一个小阁楼里，当路毓贤先生将厚厚的一本大书《柳荫山房诗草》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正是己丑年的冬末。凭窗而视，昔日折柳昔别的霸陵古道上，没有漫天的风雪，也没有飞舞的柳絮，唯有灞河边一点隐隐约约的绿色，连同桌上那本《诗草》，悄悄地滋润进了我的心田。回眸阁楼，茶香融融，青烟袅袅，坐在藤椅上的路毓贤先生如钟如佛，双目微闭，早已心虑皆空，神游在了缪斯的王国之中。赏景读人，我不由在想，古人云：修身立言。这对隐于市井中的路毓贤先生来说，无疑是一种诗书自娱、超然物外的人生方式。
果然，归来不久，腊尽春回的除夕夜，我便接到路君用手机发来的一首七律，诗未读完，我便拍案叫绝，请妻炒莱，呼儿沽酒。妻手忙脚乱，大惑不解。随之我便朗声吟道：星移斗转又新春，回首流年半苦辛。世事多艰情未了，人生难得梦成真。举杯对月怀良友，赏竹观梅忆故人。佳节稍闲编短信，拙诗一首代佳醇。难道对好诗我不配喝好酒！妻笑说，你可别得意忘形，我可不是为你，是为刚才路先生那一首诗。当即抱瓮而出，让我痛饮了三大杯。
从这一刻起，我就沉浸在路毓贤先生营造的氛围中，半醉半醒，三叹而读完了这本难得一见的好诗集。
一叹诗人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当今诗坛，无论是古体诗或新诗，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殊不知诗乃天地间之性灵，文艺殿堂之精华，上自屈原、曹植，下至李白、苏轼诸贤，哪一个不学富五车，才贯北斗，对社会充满了人文关怀。路毓贤先生不仅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更是一个于文史造诣颇深，学问渊博，知识全面的儒雅学者。在《诗草》咏史的篇章里，不论从《大散关》《题汉十六字砖》，到《说经台远眺》，再及《临江仙·题画》，我们都可以看出，路君除具备了一定的诗人天赋外，而且对三秦大地，甚或西部的人文地理，历史掌故，风情礼义，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认知。因而从东到西，从南达北，凡是映照过文明进程的折射点，抑或在历史转折关头起过一定作用的历史遗存，几乎都留下了他为之抒写的篇章。如写地域文化的《仙游寺》《九成宫》《敦煌千佛洞》；写历史伟人的《谒黄帝陵》《谒仓颉庙》《周公庙》《五丈原》；悼古战场的《大散关》《登嘉峪关城楼》《忆古潼关示儿》等。在这里，面对风起云涌的昨天，诗人没有简单地就事论事，人云亦云，而是高昂头颅，时出新意，较强地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和分辨力。如歌咏周公“灭商伐纣功勋著，摄政扶危礼乐明”；缅怀鞠躬尽瘁的诸葛孔明“报国一生只义胆，出师二表见衷肠”，寥寥数语，就把历史人物的功勋尽囊其中。在《忆古潼关示儿》中诗人还曾这样写道“修文牛放桃林野，偃武马归西岳阳”，巧妙在借用“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典故的同时，进而对和平生活寄予了美好的期望，使整首诗的立意更加突出。再者，便是诗人咏史时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力和具有哲理性的思辨能力。他在《游惠州西湖孤山拜苏公子瞻纪念馆》哀叹苏轼遭谪的不幸遭遇中写到“莫道良臣多被谪，却留美誉世相传”，既鞭挞了统治者的忠奸不分，又辩证地指明被谪者却因此而青史留名；而《拜将台》一诗，则对“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为汉家打下半壁江山，“立功于楚垓”而惨遭杀害的韩信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进而纵观历史，又沉痛地指出：“凡尘应识透，红极迅为灰”。《登虎丘》更是直抒胸臆，“千人石上闻腥雨，敢笑夫差枉作侯”，对残害忠良的吴王夫差既充满愤慨，又对其亡国带来的万民涂炭表达了深切的人文关怀。故此读路君的诗，感觉他不仅具有诗人应有的学识和修养，更在于他治学严谨和不吐不快“斗酒诗百篇”的豪情。因而，无论他咏史、咏物，抒事、抒情都显得游刃有余，仪态万方，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感染力。
再叹诗人抒景状物，颇具个性的艺术特色。从《诗草》所收录的193首诗，23首词来看，绝大部分以诗人游踪所及，记游和赏物为主，也就是说是诗人的“随物附形”。而记游和赏物，得首先决定记者和赏者必须学养兼备，其次还得是一个思想者，一个率性而为的人。不然，眼前的山川景物、自然风光就无物可赏，无游可记。因为诗歌本身是一种“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高雅的艺术载体，它不像小说、戏剧通过人物的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打动人的心灵。故而“率性而为”的个性特色，“有的放矢”的抒景壮物，便成为有作为的诗人的重要命题。路君毓贤在《嘉陵江源头》写道：“喜登秦岭觅江源，远眺群峰翠浪翻。碧树荫中无俗鸟，幽岩险处有仙猿。山深自觉林常静，溪浅方知水爱喧。卧石仰观天色湛，白云笑我落尘樊。”这是多么“率性而为”的直抒胸臆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一种直抒，表白的是诗人李白有“用”而“必”，乐观向上的人生价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也是一种直抒，表达的是词人苏轼“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度和豪迈。而路君毓贤的“卧石仰观天色湛，白云笑我落尘樊。”则是一种率性，展示的是诗人对融入美好河山的神往，对尘世无奈的抗争，更是对理想世界“碧树荫中无俗鸟”的渴望。《游宝鸡吴岳》还曾写道：“径旁怪石怡心趣，林里幽禽悦耳鸣。树挂枯藤通篆意，泉流深涧化琴声。”在诗人看来，天地之间人虽是万物之灵，但山溪、白云、怪石、飞禽、枯藤、碧树都是有生命通人性的，甚或是有个性的。怪石可以怡心，幽禽可以悦耳，泉则化琴，藤则化意。诗人把这些原本无生命的物质都赋予了极强的个性色彩，诗化成了含有灵光的生命载体，实则表述的是对大自然的敬重，对万里河山的情之所钟，是广施于人类万物的博大之爱。再如“石含真趣发幽思，虽不能言却入诗”，“白云深处藏茅舍，红叶枝头有鸟鸣”等，就不仅仅是诗，而是范宽的一幅幅山水画了。真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若闻浪喧，若听鸟鸣，直入“忘我之境”了。
三叹路君的虚怀若谷、气节操守。“诗言志”，历来是诗人遵循的一条最高创作原则，路毓贤先生自不例外，他在《后记》中曾写道：“这本诗草的作品全是以游记抒怀，赏物自遗为主。”抒怀、自遣当然是“言志”，只是诗人没有明说而巳。如果认真读完这本《诗草》，不难发现在相当一部分篇目中，诗人明则在记游、在写景，实则却是借历史人文，山川景物在表述个人的心志和爱好，借以转达他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呵护，讴歌改革开放带来的民族生机和强盛。“边烽勿再狼烟起，尔辈还须更自强”，这是他以古潼关战场为题自励且警示后人“落后了就要挨打”，当奋发自立，才能免战火侵袭；“持节扬清气，读书祛浊心。风云随变幻，操志不浮沉。”这是路毓贤先生人格独立，不随波逐流，做人做学问始终信奉的处世准则。正是基于此，在急功近利的当今，路毓贤先生始终低调做人，不事张扬，只知默默在纸上耕田，从不愿逢场作戏；“浮岚出岫皆成画，飞瀑垂簾尽入诗。”这是他陶冶情操，寄兴山水，足迹遍布三秦磨炼自己笔墨时，从心底发出的慷慨；“砖铭行笔朴，劲健古风存”，“文出玄成增丽藻，字为渤海显清遒”，是他对汉十六字砖，九成宫醴泉铭碑等传统文化的高度礼赞和膜拜，也是他作为一个书法家志向的表白和宣泄。因为他从不愿照本宣科，把唐诗宋词拿来依样画葫芦。而是文则己出，字则我形，锦绣满纸，驰骋西东。当然，诗人也不是仅仅只活在历史中，一个劲地只会发思古之幽情，而对改革开放的太平盛世无动于衷。《诗草》的诗作起自1983年，结稿于2009年，时间跨度近三十年。这期间，正是中华民族由弱到强，由贫困到富裕，自立于世界之林，励精图治的三十年。对此，“田间信步随心走，衣袖俄然也带香”，面对充满勃勃生机的振兴伟业，诗人的高昂之情，自然溢于言表。“门前玉米堆成堆，屋后高粱长过墙”，既是农村现实的写照，也是对落实生产责任制、减免农业税等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的充分肯定。“诗家语妙常呼酒，墨客情浓忘品茶。御宴宫中相痛饮，紫云楼下醉江花。”则是诗人作为省文史馆馆员，参加长安雅集时，面对“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丽日丽情丽景，绘声绘色地写出了当时的盛世盛事盛会，赞叹的是炎黄子孙自豪的欣喜之心，歌颂的是民族复兴带来的国泰民安。
无需赘言，《诗草》确是当代人以近体平水韵诗中，恪守格律的佼佼者。它集记游、赏物、抒怀为一体，怀古、咏史、题赠为一炉。品之可以当酒，诵之可以当茶，歌的是山川之美，抒的是人生真情。既能使人性情升华，又能从中得到不少教益。因而我就有了以上一叹二叹和三叹，只是叹犹未了，尚感其中似乎还缺了点什么。这就是整部《诗草》中，我所看到的只是褒扬山川之美，景色秀丽，乐事赏心，而看不到对贪赃腐败、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的鞭挞。也就是说缺少了关注民生，直视现实，抨击种种弊端的犀利之作。就这一点，我和路毓贤先生交谈过，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天资愚钝，不愿涉足政治中的是是非非，用一颗宽容的心看待社会，用一双善良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事情，对物欲横流的浮躁风气、对唯利是图的丑恶现象，懒得目及而有意避之，从《题山樵图》：“仙人不管凡尘事，一曲樵歌入翠微”之句，就不难看出他正是在追仿超然物外、大隐于市的高士风度。这当然也可以，历史上的李贺等不亦如此吗？但我却认为，世上万事万物有阳也有阴，李白有“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也有“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我相信路君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学养的高深，视野的广大，写出更高境界具有醒世和警世作用的大作则完全是力所能及的。此非妄言，来日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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