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大师与终南山隐士文化

西安日报 2018-01-04 12:41 大字

□杨广虎

“终南异五岳，列翠满长安。”“终南与清都，烟雨遥相通。”等诗句足以证明终南山与长安的地理、文化的深远关系。终南山被称之为南山，因居天地之中又称为中南山，还有太一山、地肺山、周南山、泰山、太乙、楚山、橘山之称。从地理角度上讲，终南山为小秦岭之代称，或者说是中国龙脊秦岭最具代表、最精华的一部分，“终南山横自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岐、郿、鄠、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而连绵山寺据其内者，皆此之一山也。”从大量的文史资料和民间口传，我认为终南山的地理范围应从现在眉县的太白山到蓝田的王顺山，虽然现在海拔2604米的终南山主峰在秦岭北麓长安区翠华山内，但东、西各200里应为所辖，而且终南山是指秦岭北麓，与帝都长安相望，无论从堪舆、风水、透视等来讲，应在这个范围。如果从文化角度来讲，终南山文化应考虑以长安为中心东从华阴华山西至天水麦积山这一带地域，佛道文化、民俗文化、文学文化等，特别是隐士(隐逸)文化，应放在这个背景之中去研究。当然，现在的秦岭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范围为王顺山、骊山、翠华山、太平、朱雀、楼观台到太白山东部，这种地理上的划分有待研究。有学者为了研究方便，将终南山的范围划为：东从蓝田王顺山，西至周至骆峪河为界。将太白山独立划出去，有一定价值，但这种对文化的主观隔裂，不利于对终南山文化浑然、深入研究。

隐士（隐逸）文化是中国古代士人崇尚隐居，为实现个人精神独立而形成一种特有文化形象。终南山隐士文化，是指在终南山地理、文化的背景之下而形成的隐士文化。庄周和陶渊明可以说是古代两大隐士，“少无适俗物”的陶渊明让我们想到了理想之中的“桃源社会”，田园牧歌。魏晋隐居之风之烈之甚，影响至今。

终南山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候条件、山林氛围、中药养生等给形成隐士文化创造了先天的条件。他的宽容、雄浑、秀美、丰润等让文化在此生根、发芽、结果。

宋代的“关学先驱”张载，认为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开创了关中理学，后称“关学”。他托疾辞官，在太白山脚下的眉县横渠镇隐居，创造独具一格的“关学”思想体系。其隐时的生活写照为：“终目危坐一宝，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独以其。其志道精思，丰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可见其精神之执著。明清更有“三原学派”的王恕、冯从吾、王征明、李颙、李柏、李因笃、王弘撰、王心敬、刘古愚等关学大师，与终南山的隐士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存于世的情况下，一生坎坷、宦海沉浮的冯从吾，兼容并蓄，十分重视讲学，躬耕力行，扭转世道人心，在孜孜不倦著述之说的过程中，先后在正学书院、首善书院、关中书院、太华书院以及宫庆寺等地讲学，化育天下。“关西夫子”冯从吾一生致力于讲学，大隐于市，在书院中传播自己的思想，言：“周朝以理学开国。”并称病求归，明熹宗朱由校下诏慰留，再次上疏引归。天启五年书院遭魏忠贤之流摧毁后，冯从吾忧愤而死。

泾阳王征，自号了一道人，参加基督教后取教名为斐理伯（philippe），与西方教士交流，勇于实践，首次探讨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合著《西儒耳目资》注重科技，致力于机械工程学的研究和推广。当时阉党横行，魏忠贤建生祠盛行，惟王征与来复拒不参与，为“关中二劲”。李自成入西安后，王征不愿合作，绝食而死。

从官场到书院，从思想到实践，关中大师们的气节、不同流合污的独立精神与终南山耸立中国、傲然于世相得益彰。

“二曲先生”李颙于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隐居于周至独垩室，不与人接，惟顾炎武、王弘撰、李因笃等挚友造访始一接纳，此外即荆雇反锁独坐修身。1703年康熙西行，欲见李颙，二曲以死相拒，命子持《四书反思录》、《二曲集》，见示康熙，自己始不一谐，以保晚节。李颙从小与母相依为命，仅靠其母纺棉维持生存，靠粗米野菜充饥，但其穷究学问之志不变。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不肯受人资助。在37岁时，顾炎武慕名来访。其“明体实用”、“悔过自新”的观点影响至今。处于贫困的他，与河北孙奇逢、东南的黄宗義当时并称“海内三大儒”，而当时的顾炎武、王夫之其名声在其次。康熙十二年（1673年），降旨入京，吴三桂起兵后，有降旨复征，李颙均以身患疾病不去。康熙十七年（1678年），又欲其入京，地方官到二曲榻前应征，李颙坚定地说：“人生中有一死，忠不得所自。今日乃吾死所。”只得作罢。可见其坚定的隐士气节。

“关中三李”（李二曲、李柏、李因笃）之一的李柏，性格不羁，随性自由，认为“教有三种，道归一致”，憨林禅师相交甚深，有诗云：“水能涵月相，月能印水空，水月两不碍，人天如是同。”亲近自然，融于自然，禅风道骨，跃然于眼前。他从小家贫，“不肯屈就”于塾师研习八股文学，藏匿于古寺之中，潜于老井，达旦不寐，潜走狂野危坐，通宵不归家，不拘一格。读书之余，攀登高山，寻访高人。李柏每年一游终南万里第一险阻“太白山”，其母逝后守墓在太白山麓15里处，亲自开垦土地，力耕于此。其后一直销声匿迹，花下谈剑，醉中寻真。登山之后曾云：“登山之巅，为之尘眼空，对山之池，为之尘虑净。”性格洒脱，游历四海，“赋高岸旷达之姿，生平信心径情，不投嗜好，”以陶渊明为师，高隐逸士之流，后居樊川。广交明朝逸士遗民，放浪不羁的王弘撰，也是不问时事，放浪形骸，诗酒唱酬。李二曲不同，王弘撰在廷诏博学鸿儒后，虚与委蛇，来到京师，参寓冥天寺，不去拜见任何人。曾诗云：“临风每忆陶元亮，恐贞东篱照节香。”博学之君的王弘撰，不仅对理学有研究，还擅长金、石、书、画，“康熙王学字三年半，只有一点像弘撰。”可见其书法造诣之深。充满仪义之胆的王弘撰，在康熙八年（1669年）赴昌平拜谒崇祯皇帝陵，作为先朝遗民哭祭先朝皇帝，曰“念十七载覆载之思，心惭书剑；尽三千里草茅之悃，泪洒河山”！还有户县的王心敬，专心奉养母亲，尽余孝道，从事学术研究，二次坚辞皇帝征召。投身实践，回归传统，隐居于礼泉烟霞镇的“关学大师”刘古愚，以味经书院为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其弟子众多，不断发扬光大。置于翠华山的“翠华书屋”为其学生蒋古庵所持，民主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曾应邀游历书屋。“径终南山避远，而翠华山风景幽绝。”在翠华山圣祠即翠华书屋遗址处。刘古愚看中这块隐居之地甚好，不幸蒋古庵在康有为游历第二天之时，蒋遭土匪枪击致死，康闻蒋遇难，亲临出事地躬吊：“蒋君为圣道干十城，而竟死于非，可胜哀哉！”“太乙松柏无人务，樊川桃李任谁栽”等悼联数幅。

“关学大师”在大隐中，在儒学的基础、在佛道两家的论谈中，在西方基督教在关中传教之时，寻求着自己的理学主张、信念，实践着自己的信条，造福于广大百姓。我们可以看到其坚定的气节，注重实践的精神，独善其身的性格，这是终南山隐士的文化特点。终南山隐士文化，不仅感染了长安名士，连旷世大儒顾炎武也来此慕名修性。

李元度先生在《顾亭林先生事略》中写道：“始，先生遍观四方，心耿耿未下。渭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未见。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有壑，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领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征君宏撰筑宝延之。先置田五十亩于华下供晨夕，而东西开垦所人别贮之，以备有事。又饵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化久，不肉不茗可也。”

“关中河山百二，以终南为胜。”隐居在此自然文化大山中，远离一些社会尘事的烦恼，实现自己心灵的净化和升华，研究学问，经世致用。“关学大师”与终南山隐士文化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子，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朝圣名山终南山的文化悠远、清逸与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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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眉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