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图强定关中 一代君王扬美名
秦孝公（前381-前338），嬴姓，名渠梁，秦献公之子，战国时期秦国国君，秦始皇五世祖。他面对当时诸侯卑秦的耻辱局面，立志改革，奋发图强，启用商鞅进行变法，以及迁都咸阳等一系列改革，使秦国国富兵强，在与东方各国的较量中逐渐占据上风，为秦最终统一全国奠定基础，秦孝公可谓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家。
本报记者 赵鹏
广纳贤才的一代国君
历史上说到商鞅变法，家喻户晓，但提及商鞅，必先说到秦孝公。继位之初，他便正视秦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不气馁、不务虚，一步一个脚印地对秦国进行改革，可以说商鞅变法的成功，得益于秦孝公务实进取的良好品质。在孝公登基之前，东方各国的变法已接近尾声，国力纷纷强大起来，这时期的秦国内乱不断，朝纲不振，在内忧外患之下，秦国的国势日益衰落。公元前361年，渠梁继位，史称秦孝公，秦孝公虽然年轻，但他决心改革的意志却没有改变，于是，他下令广纳贤才：“宾客群臣中能有妙计使秦国富强的，便能够加官进爵。”消息立刻传到千里之外的魏国，被一个叫做卫鞅的人听到了，他立刻去秦国求见孝公。卫鞅出身卫国王室旁支，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功成之后受封商地的商鞅。
励精图治共谋大业
商鞅到达秦国之后，很快得到了孝公的接见，秦孝公在多次接见商鞅之后，商鞅的言谈举止引起了孝公的关注。一次，孝公接见商鞅，商鞅对孝公谈了如何富国强兵的问题，孝公非常高兴，并与之深谈。秦孝公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不喜欢空洞无物的大道理，能多次接见商鞅，既体现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情，也显现了他对人才的包容，为后来帝王将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树立了榜样。
公元356年，商鞅辅佐秦孝公进行变法，当时的秦国旧贵族甘龙、杜挚带头起来反对变法，秦孝公则没有采取强行压制的办法，而是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进行辩论，既让主张改革的商鞅说话，也让反对者发言，看看谁更有道理，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变法的反对者哑口无言，秦孝公此时肯定了商鞅的见解，支持了他的变法。在众口难调的形式面前，秦孝公没有采取强硬措施，而是通过民主形式，听取不同意见，巧妙地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
变法前，秦孝公答应商鞅提出的三个一般君王难以做到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国君对主张变法的大臣深信不疑，不受挑拨离间的干扰，否则就会“权臣死而变法溃”，秦孝公欣然答应说：“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一世，绝不负君！”秦孝公始终没有动摇对商鞅的信任，甚至在他病重之时，还曾有过把君位让给商鞅的打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任，才能使商鞅放开手脚推行变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领袖风范，更是领导的智慧，秦孝公做到了，所以商鞅变法成功。
新法实施后，虽然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但却触及了秦国贵族的利益，于是这些旧贵族企图破坏变法大业，秦孝公此时兑现了先前的承诺，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从此，秦国再也没有人反对变法了，而秦孝公本人，也成为众多君王中最具有超凡见识的一位。
定都咸阳征伐东方
公元前354年，秦国与魏国交战，斩敌七千，第一次获得东进的胜利，前352年，秦孝公升商鞅为大良造，并派他攻打魏国。前343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次年诸侯来秦祝贺，至此，洗雪了长期以来“诸侯卑秦”的国耻，确立了秦国的霸主地位。在积极扩大疆域的同时，秦孝公下令营建新都渭城（今咸阳东），筑起了公布法令的门阙，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渭城，后令商鞅进行二次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设置郡县，这两次变法，在秦的历史上举足轻重，彻底改变了秦国落后、积贫积弱的局面。
秦人自天水进入关中后，曾先后在陇县、陈仓平阳、凤翔雍城、渭城、和栎阳五次建都、迁都，但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是在咸阳，咸阳是秦人积攒数百年气血、从一个周王室牧马人和一度被诸侯鄙视为蛮夷的弱小国家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巨人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可以说，咸阳是秦国的新起点，而秦孝公则是这个起点的缔造者。
在秦孝公不遗余力地推动下，秦国百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社会秩序稳定，国力增强。短短20年内发展成为政治先进、经济富足、军事发达的强国。而在整个变法中，似乎商鞅是变法的主角，但是，商鞅只是谋划者和执行官，真正的秦孝公才是推动者。而正因为秦孝公以其宽容执著的帝王胸怀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完成了秦国的霸业，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孝公本人，可以称得上是沧海洪流中力挽狂澜的一代明君。时至今日，秦孝公的这种包容的精神弥足珍贵，而作为一代明君，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关中儿女。（本文部分资料由《陕西精神》一书提供）（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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