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敬那或许是一块汉砖呢虽然残了也比现在的整块砖要
吴克敬
那或许是一块汉砖呢，虽然残了，也比现在的整块砖要大。这样的砖块在我启蒙的闫村小学还有许多，零星散在不是很大的操场上。平时这些砖块是我们在操场草习生字的小“凳”，开个大会什么的，搬来一块垫在屁股下也蛮受用。可那个下午，有一块这样的砖成了我手中的凶器，我红了眼睛（事后姐姐这么说我），追着我们小学的校长……当我又一次捡起砖块时，一双有力的手把我抱住了。
“把砖放下！”一声严厉的呵斥，我知道是班主任李树风老师抱住了我。我把砖块扔在地上，同时“哇”地大哭起来。伴着哭声，我依然愤怒地申诉着，“我没偷。我不是贼娃子。”因为家教的严格，在我幼小的心里，对那个“贼”字万分的痛恨，可一校之长仅凭他和我同桌儿子的一句谎言（说我偷了他一支钢笔。事后证实那支他爸爸心爱的钢笔，是他自己不小心踩折，不敢实话告诉他当校长的老爸），便当着学校那么多老师同学，诬我是“贼娃子”。这个名说啥我也不能背，有了一个“贼”名，我今后还怎么活人？
李老师抱着我，半拥半推地把我带进了他兼做办公室的住房。这时候我的愤怒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十岁孩子的恐惧，我知道这一回把祸闯大了，不仅校长饶不了我，家教在乡里严厉得出了名的父亲更饶不了我。我惧怕得浑身痉挛，筛糠般颤抖不止。眼望着还抱着我的李老师，他铁青的面皮上，留着的山羊胡子如我身体上的一部分，也抖抖地颤动着。他听着我伤伤悲悲的诉说，脸上的颜色虽然还阴黑着，但我感到他的心已软了。他把我轻轻地放在他的炕沿上坐好，取了毛巾在盛着水的脸盆里拧了把，帮我擦着脸上的泪水。
要知道，李树风老师新中国成立前曾在扶风县一个大地主办的私立学校任过教，在当地以教风严酷名之，学生多有出人头地者，新中国成立后留在教师队伍中，在我们闫村小学教书已有些年头了。从二年级起，李老师就当了我们的班主任，他对我的学习比别人抓得还紧，课堂作业做完后，还找来一些课外作业，他先讲，然后让我去做。李老师国文的底子很厚，因此他给我开的小灶，多是古诗词一类。记得他给我讲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他自己讲着讲着，竟然隐忍不住满眼的泪光。他是投入忘我的，我也懂得了他的一片心，是要我像他一样投入，一样忘我地遨游知识的海洋。当年县上搞小学生作文速写竞赛，题目是《一棵小树苗》，我积极参加，想不到拿了全县第一，把奖颁到学校，李老师比我还高兴，他把作文向全班同学讲解，说我把小树苗拟人化成自己，小树苗需要光照，需要浇水，就像小同学需要知识一样；小树苗会长出枝枝杈杈，就像小同学也会犯这样那样的小错误一样……李老师说，小学生作文能有这样的立意，难能可贵。因为李老师的表扬，我学习语文写作文的积极性别提有多高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辍学只读了六年书，但“文革”结束，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些小说、散文、随笔的文章，其基础是李老师为我打下的。
当天晚上，李老师没让我回家，布置了作业让我在他那做，而他自己去了我的家，与我暴跳如雷的父亲说了半夜话。等他回来时，我已困倦得伏在桌上睡去了。李老师把我抱上他烧得暖暖的土炕，和他一床被子睡下来。也许是白天受了惊吓，睡着后我噩梦连连，口干舌燥，一阵冷一阵热。李老师的手搭在我额头上，吃惊地说：“你发烧了。”那晚，他背着我走了五里路，把我送到公社医院。
因为病，更因为李老师上门做工作，严厉的父亲这一次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第二天把我接回家，打针吃药。第三天，李老师来家里看我，他告诉我的父亲，校长的钢笔在他自家的炕席下找到了。我笑了，父亲笑了，李老师也笑了，他笑着打开提着的一个小手帕，亮出了一个红得晃眼的苹果。说实在话，不是李老师说那是苹果我真不知道那是什么。在那之前，我只在描写前苏联苹果专家米丘林的小人书上看到过苹果，现在一个真实的苹果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能不被震惊？当下鼻子一酸，两股眼泪像冲出山间的小河，喷涌而下。
红红的苹果在李老师来前，已切成了两半，他拿了一半，给了我的父亲，说你也尝个新鲜吧，另一半给了我，让我吃了提个神，烧一退赶紧到学校上课。父亲和我左推右推，怎么也不接受李老师的馈赠，直到李老师生了大气，我们父子才慌忙地留下了那个切成两半的苹果。召集了全家人，我们只把半个苹果切成小牙儿，每人尝了一口，另一半包了，由我拿着，再去李老师家上“小灶”时，偷偷地还了回去。直到有一天，李老师在给我讲了一首古诗词后，拿书在我脸上拍了拍，又把那半个苹果拿出来让我看，结果干瘪的已不能食用了。
这件事发生在1964年，过去了有五十年。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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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扶风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