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登科：摄取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心灵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2019年11月15日，“侯登科摄影回顾展1978—2002”在山东工艺美院美术馆开幕，这也是此次展览的首展。济南之后，这一被称为目前国内最高规格的纪实摄影展，还将陆续于国内多个城市巡回展出。
2003年2月3日侯登科因病逝世，享年53岁。16年时间过去，他的摄影作品的纪实性意义和对中国当代摄影的巨大影响却从未消失，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新华社高级编辑陈小波说，每次研究侯登科及其作品，都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发现和收获，“侯登科是一位农民纪实摄影家，也是一位大艺术家，其摄影作品是一部中国摄影史，也是一部中国农民发展史，更是一部心灵史”。
为历史无记载的“下苦人”树碑立传
侯登科1950年7月出生在陕西凤翔，祖上是山西迁陕的富商，后来家境败落。因为家庭的一系列原因，侯登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别人的白眼中，在小伙伴们的嘲笑中挨过来的，而饥饿也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从小对粮食以及与粮食有关的一切烙印在他的心里。这让侯登科对农民的理解极为深切。也正是因此，侯登科长期跟拍的成果《麦客》，成为中国纪实摄影的经典之作。
《麦客》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关注农民日常生活的视觉报告，侯登科自觉地将自己体验到的人生感触投射到了那群下苦人身上。与侯登科同为摄影界“陕西群体”重要成员的潘科认为，侯登科以农民的情感基础和拼命的工作方式赢得了《麦客》在摄影界的地位，他一心要为不被历史正视的“下苦人”记录“他们的历史”，为他们树碑立传。
难得的是，侯登科在《麦客》的拍摄上投入了大量心血，在文字上也注入深情，《麦客》的文字还曾获得《中国作家》年度散文大奖。在《麦客》之“关中行”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可以清晰地看到侯登科对农民的深厚情感——“1998年6月24日固原汽车站门外，一个卖杏的老人后悔不已：挤车上不去，他一生气今年没去赶场，没想到失算了。‘今年关中场口（市场行情）好，一亩五六十块！前几天下车的说我不信，今儿个儿子回来一说是真的——你说后悔不后悔，少挣几百！’他越说越后悔，越想越生气，贱卖了半筐杏，起身操镰拿家伙，赶场割麦去，‘能挣几个是几个’。”
鲜活的影像和画面，是侯登科对“农民”反复“咀嚼”的结果，对“农民”何去何从深切思考的结果。摄影家李媚和于德水在《苦难的价值——侯登科留给我们的启示》一文中写道，“从外到内，他认了自己作为中国农民一分子的身份。他不是完全以这种身份为荣的，但也绝不为这种身份而自卑。他是中国当代摄影家群体中固执地只能在农村拍摄的人。”所以，侯登科拍农民，是在拍心目中的自己，心目中的爸爸妈妈。而侯登科显然是一个农民群体中的觉悟者，一个文化自觉者，从1983年开始侯登科大量阅读西方的哲学、美学书籍，恶补式汲取思想养分，这也让他走在了全国摄影界的前列。潘科因此认为，正是因为固守农民的精神世界才让侯登科的作品具备了别人没有的特质，这种特质产生了直指人心的力量，而这一切，“恐怕更应归结到人类的本性”，“无论在什么时代，处在何方地域，总要诞生一些仰望天空的思想者，这是衡量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刻度。所幸，侯登科皱着眉头邋里邋遢的，也被中国转型期的洪流挤进了这个行列”。
拓展“形象言说”的丰富性和民间性
在以侯登科和胡武功为研究对象的《底片：探寻熟悉的陌生人》一书中，潘科认为，作为中国新时期的重要摄影家，侯登科和胡武功“倾毕生精力完成了从宣传模式向社会纪实的转变”，“在中国，底片行将大面积终结的前夜，摄影者正在奋力地把镜头从政治宣传转向关注日常生活，侯登科、胡武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禁锢繁多、资讯匮乏的环境里，凭着敏锐的心智，捕捉人性的丰富。并把思考书写出来，和影像一起呼唤自觉意识，因此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侯登科、胡武功虽然在国际范围并非此类观察的创新者，但是他们的影像却独到地探索了中国人文主义的视觉表达，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为迎接影像民主化奠定了心理基础”。
转变并非易事，因为桎梏无处不在。在1994年3月4日的日记中，侯登科这样写道：“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一个一工作就一下子被卷进铁路公有制固若金汤的生存类型中二十五年的人，根本不配谈论什么自我生存和自我，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靠公有制、铁饭碗喂养起来的人！他接受喂养的不只是物质，更是精神。它在理智层次上向着自我批判和反思而生发的种种叛逆精神，在以他自身生存的种种懦夫精神较量中只是纸上的画饼，是耐不得饥饿和磨难的。这也可以说明自己也曾五六次有机会离开这个职业去寻找一个更适合于摄影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时为什么最终还是缩了回来。自己每一次都是以各种现实的理由把自己劝住了。其实不用劝自己也走不了。习惯了必须依靠什么才能站住的，怎么能舍弃依靠？什么是自我？我的自我仅仅是一根拐杖的自我，支撑着。真的放手，‘我’就无用了，多荒唐！”
讨厌“铁饭碗”又没有胆量浪迹天涯，焦灼和不安无时不在。这一切与对中国纪实摄影的探索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在二十多年的纪实摄影生涯里，侯登科以“乡村”“麦客”为主要线索，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尤其是中国当代农村社会所发生的深刻的内在与外在的变化，也记录下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与探索。
1988年侯登科参与组织的《艰巨历程》摄影大赛，体现了他和摄影界“陕西群体”的独特价值。改革开放伊始，内地摄影界最推崇的是港澳沙龙的摄影，一时间摄影比赛如雨后春笋，但“陕西群体”对此嗤之以鼻，他们无法欣赏唯美的摄影，觉得那不过是轻飘飘的粉饰现实。而《艰巨历程》最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并获得巨大轰动，证明了“用民间行为去操作国家集体记忆的可行性，改写了官方记录是国家唯一集体记忆的主体地位，极大拓展了形象言说的丰富性和民间性”。
那是人类在轻轻地抚摸自己的灵魂
潘科认为，被中国摄影界视为里程碑的《麦客》摄影集，虽然不乏侯登科的精品，也凸显了他关于摄影权利、社会地位、历史盲区的反思，但这个专题报道式的摄影专辑，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侯登科的精神力量，这种方式不是他的强项，只不过在没有被充分记录的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而另外一些作品，如《三位农妇》《塔吉克孩子》《小卖部女孩》等作品，具有不同的指向，“更确切地、极致地反映了侯登科内心对摄影的追求，是侯登科作为艺术的摄影作品中的极品”。这类作品集中体现了侯登科这样的一种意识选择：“它没有事件，没有意义指向，没有哲理，它是一些或然状态的东西。它像撒了一把黄土，落在那儿，就这样，自自然然地飘落。”
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中，侯登科的视觉才超越了具体事件或情节的尾随，消除了功利层面的干扰，从自己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发出一瞬间的光，投射向被摄者的灵魂，“那一瞬间现实的复杂与苦难了无痕迹，镜头里的人物仿佛在拥有某种幸福感中淡淡地溢出情绪的晦暗、悲怆。它超越了人种和意识形态的藩篱，是人类在轻轻地抚摸自己的灵魂”。 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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