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出走凤翔府
《凤翔县志》记载了民国时期于右任、杨虎城为保存革命实力，采用“三十六计——走为上”，从凤翔出走脱离险境的故事。
武昌起义后，陕西是第一个响应辛亥革命的北方省份，但革命并没给三秦百姓带来多少实惠，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一二十年间，陕西的局势非常乱。
各路军阀和革命党人都瞄向了关中地区。军阀们是为了抢夺关中地盘，树立他们在陕西的代言人；南方革命党人则把陕西作为他们讨段（段祺瑞）护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向北洋军阀开战；陕西的地方武装，则顺应民众驱逐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呼声，高擎“靖国军”大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法驱陈”战争。
1918年8月，老同盟会员、三原籍革命党人于右任自沪返回陕西，出任已坚持斗争半年多的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全盘指导“护法驱陈”战争。靖国军下辖七路大军、数万人马，其中军帽是红圈的第三路第一支队杨虎城部，在临潼山战役中，坚守阵地六昼夜，一战成名，成为靖国军的一支劲旅。
靖国军后期，身处直、奉、皖三派军阀多路部队夹攻，内部也逐渐被分化、瓦解，虽然赶走了陈树藩，但部队也被以“驱陈”为名义进入陕西的直系军阀收编。1921年9月，手握实权的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通电取消陕西靖国军番号，所部接受冯玉祥的改编。
冯玉祥那时还是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的人，代表直系力量在陕西当督军，靖国军撤掉旗号，接受冯玉祥的改编，不就是投降北洋军阀吗？
“我们革命者怎么会投降敌人呢？！”三原靖国军总司令部，已被架空的于右任气愤地说。
当陕西靖国军大部接受改编时，唯有杨虎城部坚决拒绝改编。1922年3月，杨虎城派人请在三原已经无法立足的于右任来武功，共谋发展大计。于右任在靖国军起家之地凤翔重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在武功设行营，授命杨虎城为第三路司令，重新举起靖国军旗帜，向军阀开战。
为最后消灭靖国军余部，直系军阀以三万之众进犯武功，杨虎城奋力守城，部下伤亡惨重。于右任“为了保存一点西北的革命种子”，下令放弃武功，向凤翔方面撤退。
5月初，直军进入西府地区，麟游、宝鸡陆续被军阀部队侵占，杨部陷入被围攻的困境。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局面下，于右任和杨虎城在凤翔田家庄乡果园村开了靖国军的最后一次会议，两人权衡形势后，商定：“走！”于右任返回南方向孙中山请示今后行动方针，杨虎城率部队退往陕北积蓄力量。
随后，于右任出走凤翔，辗转陇西，经重庆赴上海；杨虎城则带着部队，经麟游、礼泉、乾县等地到达陕北，依附革命党人井勿幕的弟弟、陕北镇守使井岳秀。1925年，井岳秀在榆林组织陕北国民革命军，杨虎城以陕北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原班人马南下西安，其后才成就了一番历史功勋。
于右任抵达上海后不久，创办了上海大学并任校长。1926年“二虎守长安”时，于右任再次返陕，解救出他的老部下杨虎城，并出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而那个解西安城围的人，正是昔日的敌人、现在的同路人冯玉祥。
于右任、杨虎城为保存靖国军的有生力量，采取了“走为上”远离危险之地的理智策略。试想，如果不是出走和转移，而是和直军死磕到底，结局会怎样？恐怕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两位陕西名人在后面的精彩故事了，“二虎守长安”和“西安事变”也许不会有！
《三十六计·败战计·走为上》云：“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意思是说：为了保全军事实力，退却避强。虽退居次位，但免遭灾祸，这也是一种常见的用兵之法。《三十六计·按语》指出：敌方已占优势，我方不能战胜它，为了避免与敌人决战，只有三条出路：投降，讲和，撤退。三者相比，投降是彻底失败，讲和也是一半失败，而撤退是保存实力的最好选择，所以叫“走为上”。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形势下，采取有计划的主动撤退，避开强敌，然后再寻找战机以图东山再起，这在谋略中是上策。因为无论哪一种战斗，谁都没有常胜的把握，在瞬息万变的战斗过程中，不机警就不能应付，不变通就不能达权，所以退却并非怯懦的表现，也不是英雄末路。只有采取适当的权宜之计，才能有重振雄风的可能。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道出了“生存哲学”。无论在哪个领域，多种势力在接触与较量的时候，进固然重要，但在很多情况下，退更为必要，也就是说，走为上，走得巧走得妙，就可能保全自己，保存东山再起的有生力量。在这一点上，于右任领悟到了“走为上”的精要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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