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入侵热河，窥伺华北，就在山海关陷落的第六天，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以策安全。自此，从 1933年 2月到 194
故宫文物南迁，实际上是中华民族遭受日寇侵略史上的一段屈辱缩影。有关故宫文物南迁途经宝鸡的这一段历史，我曾经请教过任宝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顾问、陕西省文史馆馆员的杨参政老先生，从我与杨老生前的多次谈话，倒是发现了一些端倪。
杨参政老人，是我伯父吴启周与我族祖父吴耀荣二位老人的老师，又与我家有亲戚之谊，属我的爷爷辈。他是北平民国大学的高材生，是 20世纪 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之一，民国时三次连任宝鸡县教育科长（今县级教育局局长），是熟悉宝鸡地方掌故的硕儒。他所写的《宝鸡古迹歌》详细地介绍了宝鸡历史沿革，名人陵墓、县内外八景、文物古迹，揭秘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事件，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因我喜好文史与地方志， 1993年前后，我每每与老人通信，老人告诉了我不少有关宝鸡掌故的资料，这也是我日后从事文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后来我上了陕西省立凤翔师范后，我不光是与老人书信来往，还利用有限的假日，赴老人的居所宝鸡县陵原乡紫原村看望老人，与老人谈天说地，请教我所读的民国《宝鸡县志》中的疑惑，老人都细心地给我解释。
当我从老人的《宝鸡古迹歌》看到文物古迹部分有六句诗文：“回忆抗日紧张时，故宫国宝运川方。故宫宝有宝鸡出，亲人返里岂能忘。曾在宝鸡宿几夜，装车卸车上下忙。”我问道：“参政爷，故宫文物不是在紫禁城内，怎么又来到宝鸡？而且经过宝鸡又到了四川呢？故宫文物中怎么还有宝鸡出土的？宝鸡出土的文物是啥？为什么这些文物还在宝鸡停留了几天，那么他们放在什么地方？”我当时年方十八，一股脑提了一大堆问题，杨老并没有嫌我的问题多，而是耐心地给我一一讲解，一团历史疑云，顿时云开雾散，也使得国宝南迁中在宝鸡的一段历史公案得以大白天下。
杨老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他严肃地说道：“故宫国宝，就是明清两代帝王所收集历朝文物的精华。因‘九一八\’事件爆发，华北局势紧张，国民政府考虑到这些珍贵的瑰宝，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精华，不能落入倭寇之手，于是做出决定，将刚刚成立 8年的故宫博物院中的文物，选其精华，择其重器，集中装箱，从北京启运，经郑州到上海，后存放至南京博物院。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战事告急，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文物，分北、中、南三条路线，经水、陆两道，运往四川大后方。其中一批文物，走的是北线，途经宝鸡，经汉中，运至四川峨眉县（今四川省峨眉山市）。后来，中线水路运至江苏宜兴的文物也最终运至乐山县（今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而经过南路的 80余箱精品文物也运至四川省安顺（今重庆市巴南区）。其中，北线故宫文物途经宝鸡，中途长途跋涉，也躲过了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文物无一丢失和损坏。这也是中国人民在反抗法西斯战争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抗战胜利后，三处文物汇集于陪都重庆，后运往南京。 1949年，运至台湾。这批国宝文物中有绘画和书法真迹 6410件，瓷器 23780件，青铜器 4400多件，玉器 3800多件，大约7200多箱。”
我接着问杨老：“参政爷，你古迹歌中写到，故宫国宝中有宝鸡出土的宝，这宝到底是什么啊，这些国宝在宝鸡停留停放，都放在什么地方，还装车卸车，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杨老说：“故宫文物中有宝鸡出土的国宝，这个国宝就是陈仓石鼓啊，它又叫岐阳石鼓，这是中国文字演变史上最古老的宝贝，清末的康有为称其为中华第一古物，它就出土在咱宝鸡。陈仓石鼓唐代发现，宋徽宗时，送往宋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喜好书画的道君皇帝赵佶，用黄金填充鼓身上的文字，成了这位书画皇帝的雅爱。不久，北宋灭亡，女真贵族迁石鼓于燕京（今北京市），金军用刀剑剔除鼓身上的黄金，不识其值，弃之荒野。元世祖定都北京，虢县（今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人王戢上书忽必烈，将石鼓妥善保存起来。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才将石鼓放置太学，供士子们瞻仰、学习。日本侵略者逼近北平，国民政府将石鼓与故宫文物一起启运，长途跋涉，一路颠沛流离运至宝鸡。”
杨老的一席话，让我不仅知道了陈仓石鼓的来历，也让我看到1937年前后的中国，不光四万万炎黄子孙受尽凌辱与苦难，连同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艺术瑰宝，也在劫难逃。
杨老继续说，当时他从庐山受训回来，第三次被宝鸡县国民政府任命为县教育科科长，故宫文物大约是 1937年12月 7、 8号经过陇海线运至宝鸡。由于南迁文物行动，在当时是属于军事机密，知道的人很少，我是县长王奉瑞通知我到县府开会时，才知道的。县政府为了配合国民政府的工作，出于对国宝的安全考虑，决定在当时的城隍庙（今为宝鸡昊阳印刷厂），西街小学、县府（今宝鸡市工交大院）、望蜀楼（当时县府羁押犯人的看守所）、泰山庙小学、县府街的关帝庙（西府宾馆）等处，作为文物的存放地。
当时，时届隆冬，许多军车开进宝鸡，在这些文物存放地，都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军人把守。
宝鸡为黄土高原地带，有山有塬，护送文物的故宫博物院有关人士，见宝鸡依山傍塬，地势险要，原本想在这里组织人力挖两三个山洞准备就地长期安放国宝。可是，没有想到沿海民族工业内迁，日寇为了加快灭亡中国的步伐，对刚刚在宝鸡恢复生产的内迁工厂进行连番轰炸，于是，停留在宝鸡安放国宝的梦想破灭，故宫博物院的护宝人员，不得不很快做出决定继续翻越秦岭，迁运文物到更为安全的四川大后方。
宝鸡人民善待故宫博物院的护宝人员，护宝者也感到宝鸡人民朴实厚道，于是做出决定，将陈仓石鼓开箱启封，在宝鸡县政府大门口，展示三天，让国宝故里的亲人，一饱眼福。“领略了国宝石鼓的神韵风采，因而我在另一首诗中写道：‘亲睹国宝县府旁。\’”杨老说。
到了民国二十七年（ 1938）的初春，虽然当时陇海铁路修到宝鸡，但是，火车没有开通，宝鸡到汉中，近450公里的道路，只能用汽车转运，可是 7200多箱文物，要 350多辆汽车来运，对于物资匮乏的大西北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幸好，当时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答应以军用汽车运输，以不到百辆的军运汽车，分批次将数量巨大的珍贵文物，翻山越岭运到汉中，后从汉中运至四川，存放于峨眉山。因为时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一部分体积大、笨重的文物，在蒋介石政府迁至台湾前，被遗弃在了大陆。 1951年前后，这些文物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就包括陈仓石鼓在内。
杨老继续讲道：“当时，因为川陕公路刚刚开通，道路崎岖，加上秦岭山区气候变化无常，在运输过程中，这一段路最危险也是最艰难。7200多箱文物，不可能一次性全部经秦岭运往汉中，其中，就必须有个中转站。于是，位于益门镇上的吴公祠（也就是宋代抗金英雄吴玠的祠堂）和旁边的关帝庙作为临时中转站。因为这两处地方不仅占地面积巨大、房子多，而且所处的地方松楸茂盛，荫翳蔽日，具有军事上的防御意义，作为临时存放中转，是最合适不过。”
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 2010年6月 11日《北京青年报》标题为《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考察团昨日抵达宝鸡》一文中的有关报道，也提到了当年故宫文物在宝鸡的迁徙存放地。文中记载军车在秦岭关隘口的关帝庙内停留。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的专家和学者不能确定的故宫文物存放地，在杨参政老人的谈话中得以证实，位于宝鸡市渭滨区神农镇益门堡村的关帝庙和吴公祠，就是当时故宫南迁文物从宝鸡至汉中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杨参政老人一段珍贵的历史回忆或许能够解开故宫南迁北线文物在宝鸡存放地之谜，值得后世的史家和学者关注。
宝鸡当时是抗战兴起的工业城市，不仅容纳了“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的大批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河南贫苦灾民，作为大后方主人的宝鸡，它还以极大热情接纳了国立河南大学等多所大中院校的莘莘学子。”在民族危亡时期，故宫国宝南迁至此，有缘续写了一段佳话，是国宝的选择，也是宝鸡的光彩。
（作者系宝鸡市政协文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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