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卞成林
百色起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运动的伟大壮举，在中国革命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是组织和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政治保证。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且保证其政策不错误。这一点，邓小平的认识尤为深刻。事实上，右江地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展了农民运动，但一直处于经验自觉阶段，且效果不甚理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26年8月中共恩奉特支成立以后，在特支书记余少杰的领导下，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进入到理性自觉阶段，即使受到“东兰惨案”和大革命失败的严峻考验，韦拔群、黄治峰等依然在右江地区开展公开的武装斗争。在邓小平的努力下，俞作柏、李明瑞政权开展广西工农群众运动，各种群众团组织纷纷建立，右江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百色起义后创建了红七军，建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前委和右江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各族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在以壮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二、建立了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军事体制
百色起义期间，邓小平等建立了一支坚强有力的红七军，为右江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运动提供了军事保障。这支“根植于右江各族人民之中的革命武装”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广西教导总队为主力军，有机结合了右江地区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的地方农军，编成三个纵队，部队官兵4000余人。随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红七军发展到四个纵队，部队官兵7000多人，历经多次转战、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红七军在右江革命根据地支持和协助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配合各县农民赤卫队清剿反动豪绅的团局据点，扫除建立新政权的各种敌对势力，成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后盾。由于右江地区是新桂系的生命线，右江地区的鸦片烟税占据了新桂系政权财政收入的大半，新桂系必然会派兵进剿红七军。为了减轻红七军的战斗压力，邓小平等还在右江各县建立了群众性武装——赤卫军常备营，协助红七军开展军事行动。因而，在右江根据地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军事体制雏形，并且形成了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的发展格局，这是邓小平在右江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方面的重要创新。至1930年10月，整个右江地区的地方武装发展到近万人。
三、建立了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政权
革命的最高目的在于夺取政权。百色起义后，邓小平领导各族群众推翻了右江地区国民党统治的旧政权，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右江苏维埃政权和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或革命委员会），在右江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局部执政实践。右江各级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完善机构，选举代表，实施民主集中制，规定各族群众所享有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号召各族群众参与政府管理和监督苏维埃政府委员的言行，满足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
百色起义后建立的右江革命根据地主要包括右江流域和红水河西段地区，龙州起义后又在左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建立了左江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内共20余县，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人，这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创立的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广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烈火，推动了广西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夺取革命胜利的一次成功范例。
四、推动了右江地区经济社会变革与发展
首先，各族群众经济上得到解放，推动了右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首要物质基础。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切实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调动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的关键，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和目标。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前委和右江地方党政机关根据中共“六大”提出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的精神，结合右江地区的实际，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工作，颁布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纲领》等文件，编印了《土地革命》《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等宣传册子，制定了《土地革命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制度，合理划分了农村的阶级成分，提出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雇贫农”“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等口号，确定了“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等土地分配方式；实施了“分耕”“共耕”“原耕”等土地使用方式。这些土地革命纲领、政策和方法基本符合右江地区的社会实际，对于促进右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其中的农业共耕社的运作方式，已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实施的农村合作社，是引导传统分散的小农经济走向现代集约农业的“过渡”式的生产组织形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等在右江地区实行的土地革命，废除了右江地区农村的封建土地私有制，解除了农民因对土地的依赖进而受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的关系，满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和要求，各族群众在经济上得到彻底解放，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其次，各族群众政治上得到解放，推动了右江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
百色起义当天，在田东县平马镇召开了右江地区工农兵第一次代表会议，建立了一个由工农兵代表组成的右江苏维埃政府。在红七军和右江地方党政机关的帮助下，右江苏维埃所辖各县先后建立了16个县级革命政权，各县所属的区、乡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各族群众当家作主奠定了政治基础，极大地推动了右江地区政治民主的历史进程。
右江地区各族群众经济上、政治上获得了解放，推动了整个右江地区各族群众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民族歧视、民族隔阂逐渐消除，民族矛盾因阶级矛盾的逐渐解决而不断化解，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尤其重要的是，红七军前委通过举办各种教育培训班，大力培训、选拔、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一大批土生土长、密切联系群众、熟悉本地情况的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其中，右江苏维埃政府的10名委员中，有6名是少数民族代表。右江地区成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中，有14个县的第一任主席是少数民族干部。红军部队的连排干部，也多数是本地各族干部。在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骨干。同时，右江地区的妇女群众也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一夫多妻制、早婚、童养媳、娼妓、使女制度等被逐渐废除，男女平等，男女共校，妇女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大幅度提高，合法权利得到维护。许多妇女参加了农会、苏维埃政府、红军，有少数妇女还随红七军北上到达中央苏区。
百色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发动群众，正确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工农民主政治的探索和实践，各族人民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紧密团结，共同战斗，把团结友好的民族关系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第三，各族群众平等享有文化教育权，推动了右江地区文化教育的进步。
右江地区的文化教育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这就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新观点在右江地区各族群众中的广泛传播。百色起义后，迫切需要大批有觉悟有文化的革命者参加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为此，红七军前委和右江地方党政机关将文化教育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苏维埃政府在各族群众中加紧进行文化运动和识字运动，在文化教育和识字运动中融入政治教育的内容，开辟了一条符合右江地区特点的、行之有效的文化建设路子，保障了各族群众平等享有文化教育权。
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农村文化教育的“开拓性”政策主张，实行“教育劳动化”，创设劳动人民通俗阅报室、图书室、文化讲习所、夜课学校、儿童教育、免费学校，实行男女共同教育，“提高士兵的智识教育”“提高劳动青年的智识教育”“提高老大儿童教育”“提高瑶民的智识教育”。1930年，《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明确提出了“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的教育方针。红七军政治部组织编写了《工农兵识字课本》等教材，教材在开展识字教育、扫盲工作的同时，编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如揭露剥削阶级真相，指出工农群众翻身做主的道路，阐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和纲领等。教育方式灵活，教学内容的现实性强，办学形式多样，有夜校、识字班、培训班、各级劳动中小学。右江各级苏维埃政府还设立了文化委员会和文化委员，负责指导各县、区、乡的文化教育工作。其中，开办农民文化夜校是根据地文化教育最普遍、最主要的形式，夜校开办男女班，轮流上课，解决了夫妇俩同时上学、家务无人料理的情况。在这些夜校中，妇女夜校最活跃。因为妇女长期以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她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晚上课以前先唱一轮自编的山歌，学习热情异常高涨。
在红七军前委和右江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各族群众，不论男女老幼都不同程度地学到了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知识，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为促进右江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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