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之睿智与魅力 ——评潘江忠文学作品集《长句·短句》 □张国荣

右江日报 2018-05-08 08:53 大字

《长句·断句》封面图  

近年,在桂西百色新闻(文学)圈内,作家、右江日报社总编辑潘江忠先生以潜心写作、妙笔多产而驰名。继不久前出版新闻理论专著《想法与写法》和在报上陆续开设《潘哥煮艺》《潘哥说教》《潘哥说事》三个个人专栏后,近日又推出文学作品集《长句·短句》(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篇篇作品,接踵而至,硕果累累,笔力扛鼎,内蕴深刻,气势恢宏,殊为不易,既展示了一个资深新闻工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亦彰显了一个业余作家30载文学创作的辉煌业绩,为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人文精神,光大百色革命老区文化(文学)事业,竖起了一根引人瞩目新标杆。

翻开《长句·短句》,给人最直接之印象乃是其架构宏大与气势不凡。潘江忠先生以时间为经,将自己30年(1986—2016)林林总总、数以百计有关百色文学书写统括于集子中。与此同时,作家又以文学体裁为纬,笔触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报告文学和评论等诸多文体,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异彩纷呈之艺术世界,让人掩卷沉思,不得不叹服作家笔下叙事之睿智与由此产生的无穷艺术魅力。

首先,敏锐透视多彩社会生活,凝炼熔铸作品深刻思想。

众所周知,思想乃是文学作品之灵魂。优秀文学作品之所以拥有恒久艺术魅力,就在于其涵有之哲理思想不朽。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现代性之加速,当下叙事文学(诸如小说和散文)之新元素、新气质和新特征亦加速演变。此外,哲理性思想与具有历史、理性深度之情感是文学创作之两翼,缺一不可,因为无思想之情感是淡薄的,无情感之思想亦是干枯的。基于此,在文学创作中,为凝炼、熔铸作品思想深度,就更加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并对生活世界进行敏锐透视,同时对人生进行穿透与洞察。

作为在文学园地里摸爬滚打几十年且业绩不俗之业余作家,潘江忠先生对此是谙熟于心的。在文学创作中,他总是充分发挥其记者身份优势,自觉深入火热多彩社会生活,依靠发现生活世界里人们所未发现之处,并以此为中心来构筑文本故事,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生活之“真谛”和人生之“真面目”。即是说,潘江忠先生在努力挖掘生活世界奥义之同时,不断地追求人性之深度,故其笔下作品不仅思想性强,且往往以情动人,具有与众迥异之艺术魅力。

以散文《外叔公》为例,此文从题材上说,算不上多么重大,故事亦说不上有多曲婉,然因其源于作家亲历之真实故事——述说外公因日夜思念参军后下落不明之外叔公而积劳成疾,以至最后“死不瞑目”之故事。看得出,熬人之亲情,乃是作品着力展现之一大主线,从中亦流露出作家那种难能可贵、强烈之感恩意识——对那些为民族独立、祖国解放而身死异乡之先烈是值得怀念与铭记的!全文写得悃愊无华,披心相付,加之感情深挚浓烈,内蕴丰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之纪实性散文。又如《最美不过夕阳红》《桃花岛上访老外》《树上的鸟儿叽喳叫》《走进深山结远亲》《此处瑶歌好悠扬》等诸篇,有哪一篇不是作家深入生活体验有感而发的?有哪一篇不是抒写作家对生活世界之独特发现?由此可见,在文学创作中,要赋予作品深刻思想内蕴,写出具有独特性与个性之有价值作品,就必须深入生活不断地思考磨练,同时还要善于对社会人生进行哲学上的深刻透悟。

其次,善于借助语言媒介,驰骋诗性想象,写就作品精妙细节。

诗性想象乃是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宗教、神话、迷信想象,充溢着“诗性的神光”(作家阿来语,见《阿来文集·后记》)与灵气之神秘高雅的文学想象。作家情感投入和高雅审美意向乃是构成诗性想象之关键。当代作家张炜曾云:“想象力其实是对语言的把握能力,是通过语言进入细节和独特世界的一种能力。”(见张炜《关于“个性”和“文学”想象力》)。事实上,高明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他们不会只耽于情节虚构而更注意用力于细节之想象与营构,故其笔下之细节描写既精妙又独特。潘江忠先生之小说创作亦然。如短篇小说《马刀》,作品开头有这样一段颇有意味之出色描写:

在福老汉眼里,那把马刀很值钱,那把马刀是他祖父留下的传家宝。福老汉的祖父曾经是义和团一员骁将,靠这马刀拼杀,立下赫赫战功。尽管那马刀已锈迹斑斑,但刀上统一铸制的义和团旗号“义和拳”三字阳文至今依稀可辩。

这里“马刀很值钱”“赫赫战功”“锈迹斑斑”,与其说是小说主人公福老汉对马刀之直接感受与印象,不如说是作品叙述人之丰富想象。从想象发生之机制上说,此处之想象显然是由语言文字引发的。这把具有历史意义之“马刀”,其本身就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审美意蕴,它牵引着作家丰富的想象力,让他由马刀的不凡经历联想到它在抗日战争中之赫赫战功,又从马刀之文物价值与命运联想到于浮躁年代人们形形色色之精神世界,由此就使这把无生命、无情感之自然物具有了可感知之色彩和质地。就这样,借助语言之想象性质和功能,潘江忠先生在小说一开始,就巧妙地写就了作品令人难忘之精妙细节,同时为整个故事奠定了一个极富诗意之叙事风格。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文学普遍缺乏想象力、作品多呈平面化之当下,潘江忠先生这一创作实践,对作家和读者无疑具有某种启发意义。

再者,矢志抒写乡土记忆,以此销解梦绕魂牵之浓重乡愁。

潘江忠先生毕竟是从写诗起家、且从农村走出之当代知识分子,因而几十年来,他都致力于乡土诗之写作,而不为当下诗界之浮躁和趋时鹜新之风气所感染。在集子中,潘江忠先生之乡土诗扎根于他曾生活之故乡土壤,如实地写出南方农村之本然面貌,真实地反映了时代乡村新农民之心路历程和风采。可以这样说,潘江忠先生之乡土诗直接继承了由蒲风、艾青诸诗人所开创之中国现代乡土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是这一优良传统在当下之延续。如在《行吟山村》中,他真实再现了南方乡村常见之生活景观——“旧水碾”“古井”“古榕”;在《村庄》组诗中,他描写了故乡特有之“朴素的村舍”“微泛青苔的石板路”“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那些古董了的木棒石块”、父老乡亲手里的“犁耙锄头”和他们的劳动场面、生活方式与习惯……在《跟农民兄弟握个手》中,他又传达出诗人对农民兄弟之真挚感情:“……踏着农民兄弟留下的脚印/走一走看一看/田间地里,房前屋后/总有一些让人感动的诗句……”像这些诗作,既有农民生活典型场景,又有当下农民行事习惯和生活智慧呈现。在艺术上,诗人善于捕捉平凡生活中之诗意,对乡土生活进行高度概括,做到了将乡土之真实生活图景与诗人自我情怀高度融合。我想,潘江忠先生这些写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之乡土诗歌,按中国传统“诗史”之说法,它们完全可以被视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之真实实录和写照,具有珍贵历史文献价值。

四是坚持理性批判,强化作品“辣味”之艺术特质。

当下有人借用味觉词语进行文学批评,他们将介于诗与散文间之新兴文体杂文,谓之“辣文”。我以为是相当恰当的。因为自鲁迅先生始,杂文之创作机制和语言风格全仗赖于作家之才情气骨,同时又源于文学自身发展之特殊规律。潘江忠先生之杂文创作亦如此。在集子中,我们看到,是中国改革开放风云激烈变幻给了具有讽世救弊弘志之潘江忠先生一个大显神通之契机。在杂文创作中,他奉行的是在野不在朝原则,走的是当年鲁迅先生和同事、杂文家彭志规先生之路数。词锋峻烈,“匪”气盎然,同时以自己生活之地域百色为圆心,一个劲地制造“险境”(文章充满理性批判精神),在此种“陡峭”表象下,嬉笑怒骂,纵笔世情,却又往往以寓言或隐喻面貌呈现,从而使文章收到在乱象中发现问题、看清病症、有所担当、有所肯定之妙用,受到广大读者称道。

于此仅举《戒酒理由》一篇,可见一斑。此文表面上谈诗酒恣肆、满桌“疯”(风)流,实则暴露公款吃喝者、贪杯者种种令人捧腹丑态,由此为自己寻找到了“戒酒理由”。全文融思辩、抒情、反讽于一炉,读后促人猛醒。由于潘江忠先生的杂文坚持理性批判精神,加之所用语言具有一种诗意美,故其此类杂文不仅拓展了情感表现空间,奠定了文章精神素质,且突显了作品“辣味”艺术特质,它们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理所当然。

总之,《长句·短句》乃是潘江忠先生几十年不改初衷、坚守文学之产物,同时亦是一部精心选择、宏溥丰赡之文学自选集。著名作家黄佩华先生于本书序言中云:“江忠说他这个集子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小结,我却觉得不应该是一个总结。理由是他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有满肚子的故事。”善哉斯言!我深信,素立大志如江忠先生者,来日定会心想事成,成就不凡。让我们耐心静候一心为文、笔耕不辍之江忠先生后续力作罢!最后,我拟呈一律,以表达对江忠先生之深深敬意——

杰作横空魅力彰,长篇短句竞芬芳。

精心结撰诗文妙,矢志勤耕业绩昌。

才比曹植堪俊彦,笔追鲁迅勇担当。

源源硕果君应笑,百色艺坛美誉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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