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鲜为人知的古代商贸之路□樊光旭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人所共知。笔者根据商贸通道思维与考古研究发现，认为早在夏商时期，西南地区就可能存在着一条自陕西——四川——广西那坡——越南冯原——到越南红河三角洲出海口的商业贸易通道。那坡是这一条贯穿南北、联通陆海的重要通道上的重要一站。

感驮牙璋

牙璋是一种有刃的器物，器身上端有刃，下端呈长方形，底部两侧有突出的鉏牙。考古研究表明，牙璋是原始社会祭祀的礼器，以其特殊功能作用于古代中国的奴隶社会，成为早期国家文化符号。考古研究发现，从中国长江、珠江，越南红河流域出土牙璋特征综合来分析，显示距今约3500~3000年前，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牙璋向南发展，经南阳盆地到达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分西南与东南两支扩散。西南一支由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红河三角洲。

感驮岩遗址位于那坡县县城北区的后龙山脚下，呈天然洞穴，故称“洞穴遗址”。感驮岩遗址2000年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8月至2000年9月，广西区文物工作队和那坡县博物馆对感驮岩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及整理。此次发掘是广西地区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获得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重要的文化和自然遗物，包括陶、石、骨、蚌、铁、玉、竹器等人类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人类食用后遗弃的水陆生动物遗骸。出土的文物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大，仅发现完整的陶、石、骨、蚌、铁器就有千余件，风格独特的牙璋、炭化粟等在广西史前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一度震惊广西考古界。感驮岩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广西史前文化空白，为研究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古代社会面貌及古代文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1998年《南方文物》第3期肖一亭先生所著的《岭南古牙璋研究述评》一文所述，全国出土的已知有确切出土地点的，山东省有4件，河南省有9件，陕西省有35件，四川省有约80件，其中仅四川广汉三星堆就出土近60件。2016年《华夏考古》第4期谌小灵、李岩、王亮3位先生所著的《关于岭南所见牙璋的分布及相关认识》一文指出，从目前已经发表的考古材料来看，岭南地区发现的牙璋主要见于福建、广东、广西三地，其中广东最多，广西最少；广东的牙璋主要在珠江口及以东和东北部地区；福建发现的牙璋在漳州，即临近广东东部地区；广西发现的牙璋则是位于西南边缘，云贵高原南端的那坡县。2002年《四川文物》第1期韦江先生所著的《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出土牙璋研究》一文指出，感驮岩遗址出土的牙璋从形态来看，显然是综合了夏商时期中原地区和四川地区的牙璋刃部的特点，整体观察，感驮岩牙璋的形态与夏商时期的牙璋比较接近，明显是受同时期的牙璋的影响而产生。2015年《华夏考古》第1期彭长林先生所著的《越南北部牙璋研究》一文认为，越南北部发现的牙璋源于三星堆文化，且越南冯原文化与三星堆之间存在互动，三星堆从冯原获得海产品，而冯原从三星堆引入牙璋。2016年《华夏考古》第4期谌小灵、李岩、王亮先生所著的《关于岭南所见牙璋的分布及相关认识》一文指出，广西之牙璋出土于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年代大约与村屯遗址相当；同时，其共存陶器尤其是纹饰明显具有冯原文化特征。综合各种关于牙璋的考古发现的信息，有理由认为，起源于中原并具有显赫地位的牙璋在那坡感驮岩遗址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具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

那坡县距离越南高平省80公里，其境内的百南河是红河的支流。百南河的上游与流经感驮岩的劳水河距离近，这就为古代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交通线，也为中原文化由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红河三角洲提供便利条件。感驮岩遗址出土的陶、玉、石器与冯原文化的同类器具很相似，这证明两地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感驮岩的发现，证明感驮岩遗址与中原地区古代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为越南北部冯原文化牙璋的来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古代文化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军事扩张，二是人口迁移，三是商贸交流。陕西——四川——广西那坡——越南冯原——越南红河三角洲出海口这条路线在历史上未发现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记载，而四川广汉三星堆大量海产品遗存的发现也表明，没有大规模人口向南迁移的痕迹。因此，早在夏商时期，西南地区就可能存在着一条自陕西——四川——广西那坡——越南冯原——到越南红河三角洲出海口的商业贸易通道，而那坡则是这一条贯穿南北、联通陆海的重要通道上的重要一站，是连接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和越南冯原文化的过渡地，是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向南发展和越南沿海地区经济文化向北融合交流的中转站和枢纽。

滇粤关津

那坡县百省乡水弄屯往南一公里处的山腰石壁上，至今尚存留着不知何年代刻有“滇粤关津”4个大字的碑记。很多学者专家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滇地商人出入此地，到越南进行出口经济贸易尚能理解，但粤地海岸线长，港口众多，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千里之外的边陲之地那坡进行进出口商业贸易呢？有一种说法是，自从明代中期实行海禁后，许多商人不得不西向寻找出路，利用那坡古商道优势，借道越南开展进出口贸易，“滇粤关津”4个大字的碑记很有可能是明清时期途径此地开展经济贸易的滇粤客商所镌刻。不过这一说法尚无历史文字记载。但是，“滇粤关津”4个大字的碑记存在却是事实，它证明这里就是古代的交通要道，是滇粤商贾出入越南之路，同时也证明了那坡县曾经是中国西南重要的外贸经济发展地之一。

关于那坡对外经济贸易，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那坡县志》：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三十一年（1905年）镇边县先后设立平孟、百南对汛分署。

据杨业兴、黄雄鹰所著的《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前，那坡县全县对外贸易以县城镇玉街为中心，外贸物资经县城——平孟而过境出口，从而带动和激发全县商业的发展。由于镇玉街是历代州署、政府的驻地，在桂滇未通公路以前，这里是桂滇交通驿道重镇，云南输出的矿产、桐油和土特产，都经由此镇转运平孟，再到那布村，经水弄屯出越南到东南亚各地。民国22年（1933年）《广西各县概况》记载：镇边县出口货物为：茶油全年约3500担，桐油全年约10000担，茴油全年约15担，全年货值总额为6万元（国币）；入口货为熟烟丝全年约100担，棉纱100包（每包40股），布匹约8000匹（每匹约27米），火柴约1700箱，食盐1000担，煤油2000瓶（每瓶15公斤），货值总额为20万元（国币）。

平孟镇是那坡县的边贸重镇，边境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有文字记载，清光绪十一年（1855年）就开市。平孟圩同越南朔江相距只有3.5公里，经高平到河内也不远。1933年至1943年，是平孟圩的鼎盛时期，因1934年高平公路延伸至朔江，后又通到平孟，打通了平孟向越南出口货物的通道，交通便利，平孟变成了边境贸易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因而两广、两湖、滇、黔商贾云集，马帮川流不息，少则数十匹，多则逾百匹，坐商、行商、小商小贩应势而起，屠宰业、客马栈、饮食业日益增多，市场商品充足，贸易兴旺，灯火通宵，日夜开市。据民国24年（1935年）《广西边务概要》一书记载，当时平孟街有216户1059人，市面资本概数为8000元（光洋），比县城镇玉街的5000元还多。

据《那坡县志》记载，民国32年日军侵占越南朔江后，民商疏散，每况愈下。民国34年5月14日，日军入侵洗劫平盂（5月15日被逐出境），平孟圩场因而衰落。

看唐代的版图“东起朝鲜半岛，南抵越南顺化一带，西达中亚咸海以及呼罗珊地区，北包贝加尔湖至叶尼塞河下流一带”。那时，那坡不是偏僻边陲。再从整个壮侗语族分布区域来看，那坡不仅不偏僻，恰恰是中心地区！在当时条件下，无论是商代还是唐代乃至于往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从陕西经蜀道至四川，再从四川绕道云贵高原边缘至那坡，再由那坡出越南冯原到越南红河三角洲出海口，是当时最便利的陆路出海通道，这也就让陕西——四川——广西那坡——越南冯原——越南红河三角洲出海口的商贸之路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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