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下庶人”：儒家礼仪与中国乡民之间的文化遭遇

澎湃新闻 2019-09-07 14:47 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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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不下庶人”，礼仪本为社会上层的身份标识，与乡民生活没有关系。自唐宋以降，朝廷开始为庶民制礼，以经世济民为使命的士大夫，也致力于以改革祭祖礼仪，推行乡约，推广祀典神明等方式，在乡村民众中间推广儒教礼仪，从而开启了儒教礼仪步入乡民生活的“礼下庶人”进程。

马氏家庙

庶民、儒家礼仪与新儒家

文 | 刘永华

明清时期儒家礼仪与中国乡民之间的文化遭遇，是明清时期社会文化诸多进程中最重要的插曲之一。它不仅牵涉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从明清时期的封疆大吏到下层士绅再到普通乡民——和文化等级体系的不同层级——王朝正统观点、士大夫文化、地方文化乃至不同的宗教仪式传统，还从总体上对明清社会文化带来了极大影响。这一过程发端于唐宋朝廷礼仪制度和宋明儒学礼仪观的演进。因此，在此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唐宋以来的礼仪制度和礼仪思想的演进过程。

“礼不下庶人”一说，源出《礼记》。作为儒家倡导和推广的正统仪式，儒家礼仪从很早开始就被视为庶民以上的社会阶层的“第二本性”。古代不为庶民制礼，不仅是由于庶民不具备行礼所需的文化背景与仪式器具，而且因为礼仪知识和礼仪表演是区隔早期中国贵族、士大夫和庶民的重要方式。

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一状况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自唐代中叶开始，尤其是自北宋末以来，朝廷已逐渐放弃了“礼不下庶人”的观念，开始为庶人制礼。开元年间（713—741）编撰的《开元礼》，开始出现了庶人礼仪，不过还相当简略。北宋末年制订的《政和五礼新仪》，方始订有“庶人婚仪”“庶人冠仪”“庶人丧仪”等专门针对庶人的礼文。《政和五礼新仪》修成后，“许士庶就问新仪”，又“诏开封尹王革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甚至一度下令在乡村设置礼生，专门负责在民间推行朝廷制定的礼仪。有论者称之为“礼下庶人”过程。这个过程应视为理解王朝礼仪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制度史出发点。《政和五礼新仪》为庶民制礼的做法，为后来的《明集礼》《明会典》和《清通礼》等典籍所沿袭。

应该说，唐宋之间从“礼不下庶人”到为庶人制礼，是有其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的。美国学者魏侯玮（Howard J. Wechsler）在讨论唐代王朝礼仪时指出，唐代前期是中国礼仪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早先的“家天下”礼仪理念，逐渐为一种更为集权、更强调“天下为公”的礼仪理念所取代。在这种新礼仪理念的指导下，朝廷开始思考如何重构王朝礼仪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庶人制礼也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我们知道，经世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一个核心理念，不少士大夫以重组世界秩序为毕生志业。唐宋之间的政治-社会变迁，尤其是士族（礼仪表演的基本主体和传承者）作为社会中坚力量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为重新思考礼仪与乡民的关系，从而建构新的社会、伦理秩序提供了必要性。早在抗战期间，蒙文通就注意到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设计”不同于前代，认为他们“轻政治制度，而重社会事业”，又“重乡之自治”，“恒主于下之自为”，而社会事业中，尤重养、教二端。罗志田在最近的研究中，还将“礼下庶人”观念的兴起，与隋废乡官联系起来。隋废乡官后，引发了“郡县空虚”问题。从南宋开始，针对这一问题，士大夫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这种持续千年的尝试，侧重强调“地方”“民间”在民众教养方面的重要性和能动性。当中的种种尝试，当为“礼下庶人”的展开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助力。

礼仪向下渗透的过程，与唐宋以降思想史的变动也有密切关系。根据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伊东贵之等人的研究，唐宋以来思想史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是从“定命”论到“气质变化”论再到“礼教”的转变。所谓“定命”论，又称“定分”论，大体指的是中古时期气质、人格无法改变的观念。而从唐代开始，出现了通过修养实现自身变革的观念，影响所及，北宋出现了“圣人”观的转型，圣人成为常人有可能达到的境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北宋时期由张载（1020—1077）提出的“气质变化”论。这种观点认为，人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实现自我超越，纠正气质的偏差，回归本来的“天地之性”。要达成这一目的，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自我修炼，而礼仪的学与习，乃是实现“气质变化”的唯一途径。在张载的基础上，朱熹区分了“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是本体的理想状态，而后者是因各自禀“气”之道不一，受气质影响的本体的现实状态。因此，自我修炼的过程也就是克服“气质之性”，回归“本然之性”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礼”是“天之节文”，亦即“天理”在人间具体、客观的体现，因此，礼仪实践可以说成为达成上述转变的一个关键。在这种看法的基础上，朱熹编撰了《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强调礼仪在改变“气质”上的重要性，致力于在士大夫中间推广礼仪。这就是从“定命”论到“气质变化”论的转变。在“气质变化”论的影响下，宋代不少理学家都面向普通民众推广士大夫礼仪，致力于进行“移风易俗”的改革。

极乐世界图轴（局部）清·乾隆

故宫博物院藏

14世纪中叶，当朱元璋（1328—1398）致力于重建社会秩序时，理学“扮演了核心角色”，这并非因为理学“为文人活动家提供灵感”，而是由于它提供了重建新社会秩序的“模板”。朱元璋早期的不少谋士都来自浙江婺州，他们在加入朱元璋集团之前，就已拥有丰富的参与自愿组织的经验。他们相信，朝廷建立的新制度，比如乡村统治体系，必须融入互相扶持、道德学习和精英领导等要素。经由他们的努力，南宋逐渐形成的自我监督道德共同体观念，被“转化为”法律条文，其目的在于将这些理念普遍化、义务化。明初绝大多数的制度创新都受到这一理念的启发。因此，明初在设计乡村统治体系时，已经致力于将民众纳入王朝的礼仪体系。明初实行的里社坛、乡厉坛祭祀制度，大致是与里甲制度同步推行的，是后者的补充与强化。根据这一制度的安排，普通民众必须参与本里一年两次的里社坛祭祀和一年三次的乡厉坛祭祀，而这一祭祀体系的原型，就是在各级官府举行的社稷坛和厉坛祭祀制度。

在庶民中间推广儒家礼仪的努力，在15和16世纪进入新时代。永乐年间（1403—1424），朝廷把《家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其地位仅次于朱子四书注。结果，此书受到士大夫的热捧。《家礼》的19种改编本中，成书于15世纪的就有7种之多。丘濬（1421—1495）就是《家礼》的改编者之一，对他而言，儒家礼仪是对抗“邪说”（道教和佛教）的主要武器。他编撰了《家礼仪节》一书，将之付梓，并尝试在其家乡予以推广。

进入16世纪后，礼仪进一步成为知识精英关注的焦点。在社会关系日益商业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儒家士大夫强调借助礼仪来形塑人格、规范行为。在广东，黄佐（1490—1566）编纂《泰泉乡礼》，以此将儒家礼仪从家庭推进到乡民生活的其他领域。在陕西，吕柟（1479—1542）和马理（1474—1555）力图恢复“关学”，而关学的重点就是借助儒家礼仪改进乡村社区的道德水准。在福建，张岳（1492—1552）和林希元（1517年进士）倡导复活儒家礼仪。

阳明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元以来思想史的方向，对儒家的民众化倾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面向士大夫设计的礼仪，进一步被普及到其他社会阶层，这就是沟口、伊东等学者所称的“礼教化”过程。对于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差别，清人焦循（1763—1820）指出：“余谓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这句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这两种思潮所预设的对象的不同。根据伊东的归纳，中国近世乃至前近代的后期，“道学乃至朱子学以来的，将重点置于个人内在的“人性”变革（“气质变化”）的主观自我陶冶的方法，已在理论上陷入僵局；从而转为更向社会开放，能够为他人验证、模仿和反复的途径，即可根据“可视的”而且客观的、共同主观的“礼教”所制定的规则转换，从中可以描画出伦理观逐渐变化的轨迹”。

从明中叶至18世纪，中国国内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和思想进展，为“礼下庶人”的深化提供了进一步动力。明中叶在各地相继开展的乡约实践，其主要目的虽在伦理的教化或治安的维护，但礼仪的表演也是其基本内容之一，因此，这一组织也为民众接触王朝礼仪提供了机会。嘉靖年间推行的礼制改革，也对祭祖礼仪的变革及新祭祖礼仪的普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礼部尚书夏言（1482—1548）的上奏，扩大了祖先祭祀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为祭祖仪式的推广提供了制度依据。有思想史学者认为，本来“不下庶人”的“礼”，“亦将庶民层纳入其中，使之趋于一般化、广域化，几乎可以成为革命性的事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反对普及儒家礼仪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障碍最终被排除，本来主要针对士大夫而设计的礼仪，被改编并有意识地推广至庶民中间。

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局部）徐扬清

辽宁省博物馆藏

最后，面对晚明商业化的冲击、士人风气败坏、佛道的流行及民众集体行动（如叛乱、抗租、奴变等）频发等问题，清初兴起了“礼治思想”。这一思潮有别于明代士人的礼仪思想，在这种“礼治思想”下，““礼”被刻意提倡，标举为思想及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且希望在日常生活的整个精神上符合“礼”的精神，或合乎《家礼》、古礼”。至18世纪，一些学者甚至强调“经由丧祭等日常典礼之推行，以净化社会风俗，达到正人心厚风俗之目的”，提出“以礼代理”的看法。研究礼学，践行礼仪，成为思想界的一个风尚，这一风尚很可能为中下层士绅践行《家礼》、开展收族实践、推广祀典等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氛围。当然，在整个18世纪，士大夫对礼仪的新认识如何走出书斋，扩散、落实到全国各地的宗族建构、祀典神明普及等礼仪实践，还有待于思想史与社会史进行正面的、深入的对话。

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

刘永华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7

ISBN: 9787108065902 定价: 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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