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路见证中国梦
□ 张婉
我的母亲出生于1956年。
母亲有兄弟姐妹8个，她排行老幺。母亲的降生，使得这个本就贫穷的农村家庭日子更加捉襟见肘。
外公外婆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舅舅阿姨稍微长大一点，便都迫不及待地扛上锄头向黄土地讨吃食。在当时，喂饱肚子是全家人的理想，上学则是一家子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在母亲13岁的时候，不甘于向命运低头的她，倔强地以绝食为代价赢得最终胜利，如愿以偿地上了学，成为一大家子里面唯一的一个读书人。
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没有多余的笔和本子，母亲就用一种黄色页岩，当地叫黄泡石在青石板上列算式默古诗，交不起学杂费，母亲就到田里挖芋头卖。因为刻苦，每学期班里各门功课第一的总是母亲。然而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中国的每个角落，连大山旮旯里的这所村级小学终究也是停课了，母亲的学业从此断断续续。1977年恢复高考后，作为知青的母亲再次捧起书本参加高考，以0.5分之差与西安航空工业学院失之交臂。
没有考上大学的母亲为生活所迫，在家乡中学当了一名代理教师。但她一直没有放弃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理想，1988年，已经32岁的母亲得到机会并如愿考上了安康师范学校民师班。听母亲讲，拿到通知书后，她做了很大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狠下心把不满2岁的我寄养在亲戚家，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求学路。
母亲常常以她成长的经历教育我：跌倒了怕什么，失败了怕什么，爬起来，拍拍土重新来过。对于一个人来说，摔打正是磨练。像她这样出身草根的人，只有靠努力靠奋斗靠争取，才有可能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而母亲也终于做到了。
学成归来，母亲在家乡当了正式老师，终于改写了自己和一双儿女的命运。此后，我随着父母在校园中长大。每天天蒙蒙亮，打着火把走了几十里山路赶来求学的孩子便打破了校园的宁静。作为教师的母亲，此时已夹着书本走进教室，在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目光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朗朗书声成为小山村最动听的声音。
老师的孩子总是被特殊照顾的，一下课，憨厚朴实的学生们就从教室里雀跃着飞出来，争先从兜里掏出应季的零嘴儿，要么是一个生红薯，要么是两个黄橘子，要么一把葵花籽乐呵呵地塞给我，拉着我一起跳格子、捉迷藏、打沙包……
每当看见学生们给我塞东西吃，母亲总是赶紧从家里拿出我和哥哥的零食回送给学生们，或者招呼他们来我家吃饭。母亲常常跟我讲，这些学生都很苦，他们拿的红薯，也许就要管一天的饱呢。
母亲是苦孩子出身，看见学生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而辍学，蹲在学校伙房外吃苞米饭配干腌菜，心里就格外难受，她微薄的薪水，一部分便是用来尽可能的帮助到这些孩子，但力量毕竟是微小的。
母亲说，她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希望有一天，不再有学生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而辍学，不再有学生因为没饭吃而面黄肌瘦，不再有学生因为没衣穿而在大冬天冻破脸蛋……母亲的梦想，也是那个时代的梦想，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几代人接力奋斗的梦想。但当时，那是怎样的一种奢望，如同仰望繁星的夜空，像摘取星星一样遥不可及！
六十三年，弹指一挥间，母亲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母亲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曲折。纵观历史，时代巨轮的每一次前进，都必然伴随着阵痛和阻力，母亲这代人所经历的，也正是新中国的蜕变与新生。从凭票证购买商品到自选超市，从算工分吃大锅饭到越来越丰盛的菜篮子果盘子，从低矮潮湿的泥瓦房到一座座鳞次栉比的高楼，从小岗破冰到深圳兴涛，从浦东逐浪到雄安扬帆......有太多太多数据对比、太多太多故事见证、太多太多社会和生活巨变，记录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作为在三尺讲台奉献了一生的教育工作者，更令母亲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多年努力，我国已于2008年全面实现了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次年，陕西省开始实施蛋奶工程，家乡紫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现在已经全部吃上了免费的营养早餐或午餐。
现在的学生，再也不用愁吃愁穿愁学费，再也不用三更起床四更做饭五更打着火把去上学，他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帮助下快速全面地学习知识，住在配备有空调的标准化学生宿舍，吃着学校统一伙食做的卫生经济的饭菜。
去年，我的孩子也上了一年级，牵着他肉乎乎的小手去市一小报名，校园是那么宽敞，教室是那么明亮，老师是那么和蔼。每天放学后，孩子都兴奋地跟我讲着校园的见闻，每个周末，我都会载着胖嘟嘟的他兴致勃勃地去书法、英语、篮球各个兴趣班打卡，去书吧静静享受书香里的亲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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