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泉有个 “养济院”
石泉县城有个福利机构，从清代延续到民国，从民国延续到今天，历经三个时代，有着近年的历史，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 洪军据石泉道光县志记载：清嘉庆元年(公元年)，典史范继昌捐资在石泉县城西门内建西厦房3间，名曰“养济院"，俗称“孤老院"，用以安置救助孤寡弱贫，这可能是有史记载以来，石泉县最早的“养老院"。后来知县李枢焕在记载这事时说：“邑之养济院，年久倾圮。前任少尹范公，于嘉庆元年捐资倡修西厦三间。"意思是说石泉县的养济院，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倒塌了。前任少尹范继昌，在嘉庆元年捐钱修了西厦房三间"。可见，石泉养济院在范继昌捐修之前已经存在。有意思的是，典史一职始于元代，明清时期均设此职，属于未入流(九品之下)的文职外官，主要负责缉捕和监狱，相当于今天的公安派出所所长、看守所所长职务。不过在县里的县丞、主簿等职位裁并时，其职责由典史兼任。因此典史职务虽列九品之下，却由吏部铨叙，皇帝签批任命，仍属于“朝廷命官"。虽如此，典史必定地位低，工作累，收入少，还容易得罪人，甚至被人瞧不起。然“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典史范继昌的这种博爱、怜民精神还是值得敬佩的。后来由于白莲教起事，范继昌奉差调到兴安郡，接着又调任湖北竹山县任知事，他虽然没有完全修好养济院，但一些孤苦贫困男女毕竟有了栖身之所。按照养济院运行规则，凡进了养济院的，每月发给一定数量的口粮，可不沿街乞讨。由于只有三间房屋的养济院规模太小，能进的必定有限，还有一些没能进养济院的乞丐，只好在石泉县城北城门楼炮台上、泗王庙戏楼下、校场坝废墟下露宿，十分可怜。清嘉庆四年(公元年)，李枢焕调任石泉县任知县，看到这一情景就想着力改变，但因流寇作乱，要筹军粮，防守城池，没有工夫处理这些民生事务。清嘉庆七年(公元年)冬，地方安宁，李枢焕想到养济院太拥挤，院外乞丐露宿街头之情景，便捐出自己的俸禄(工资)，在养济院原址修起东厦房三间，前后修了院墙，使孤苦贫困男女不在一起混居。由此实现了范公所没有实现的愿望。至此他十分感慨：“可惜国家赡养孤苦人的钱粮太少，若能多给一点，就积大德了！"由此他倡导仁人君子都来行善事。道光二十八年(公元年)，范继昌、李枢焕倡修的养济院已经走过了年，由于捐资倡修，缺乏维修资金，原养济院破烂不堪。时任典史倪柱决心继承前人善举，倡导捐资重修养济院。城绅朱自芳、陈传霖、谢显廷响应倡导，与倪柱一道捐资重修养济院，并立碑记之。民国二十年(公元年)县署再次对养济院进行补修，因此有人又把“养济院"称为“书城孤老院"。当时养济院每月发给被救济者一定数量的口粮，遇年节喜事，这些被救济者的头领，便带上一些人，去送礼品或祭品。礼品用大条盘端着，走到门口，口称：“恭喜恭喜"，说些吉利的话，主人连忙拿出钱财，打发他们走(并不收下礼物)，于是他们收下主人的钱财，拿着他们自己的礼物又到了第二家。至于葬礼，更是讲究。他们用粗麻布做祭幛，买点香火鞭炮，走到丧家，先点燃鞭炮，丧家的孝男急忙出来，跪在大门口以内迎接，不论孝子是什么身份，都得下跪。然后收下他们的祭幛，悬挂在大门口，一点不敢怠慢，并在门口摆上筵席，这筵席也须和室内筵席一样。末了要走时，由主人重重的“打发"(即赠送财物)。有时候，他们也沿门打着“莲花落"，或唱上几句，讨些赏钱。解放后，养济院由人民政府接管。年，养济院由西门巷迁至县城三里沟口祖师殿(县民政局后面)，改名为石泉县社会福利院，成为县民政局管辖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主要收养城镇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幼人员。同时采取收费办法，代养事业单位无力看管，生活不能自理的孤残人员。虽然养济院与今天的福利院同属敬老、济贫、扶困之范畴，但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王朝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社会保障除大灾放粮赈灾救助外，其他保障甚微，民间慈善就成了主体。如今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谋福祉，全县各地已建有所敬老院，五保户集中供养率达到%，五保户赡养保障达到%，都是旧社会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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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石泉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