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为生和死，留一份“卑微的纪念”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2020年10月，作家袁凌的又一部非虚构力作《生死课》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也是收入该社“译文纪实系列”中的首部“不需要翻译”的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其实早在8月29日，袁凌就应信尚书店之邀来到济南，与读者提前分享了这本书的精彩内容。
《生死课》记录的人物，大多是生存地面上辗转的小人物，或是历史地层中叠压的无名氏。“题目触及生死，是想郑重于当事人不免卑微的生存”。“死生事大”，不论人生如何卑细，低及尘埃，轻如鸿毛，在生死两端上，总有其值得纪念珍重之处。袁凌由此入手，“记叙其生存细节，勾勒人性脉系，留存一份生命的纪念”。
卑微者的生与死
在《生死课》引言中，袁凌写道，“在上天面前，个体的命价是平等的，即使一只麻雀或野地里的花，也有被珍重看顾的理由，并且是人世墙垣上不能缺失的一块砖石。”书中记录的这些人物，大都是作者在成长经历、采访调查以及公益探访中邂逅的，有乡土的长辈，也有都市的边缘人；有历史中的失踪者，也有留守的孩子；有辛苦的生意人，也有孤独症阴影下的白领；有逝者，有生者。“他们的人生遭际，或可谓曲折，或简略潦草。生活场景或者算得别致，或者平凡。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但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剧情。作者无意虚构缘饰，追求好看动听的故事，或者宏大的主题，而想尽量可靠记录，传达芸芸众生本来的生存质地，保存一份真切的人类经验，抵制遗忘的权力。”
亲人总是最深切的记忆，袁凌记得外婆去世时母亲的痛哭，“让人觉得母亲仿佛要跟随外婆而去”，后来母亲也去世了，袁凌写下一篇《被叫走的母亲》。乡间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故事，《民歌手大舅》中，袁凌写的是一个善良、懦弱又浪漫的农民，“喜欢当货郎四处游走，却没赚到过什么钱，因为喜欢唱歌显得浪漫，而被村里人歧视”。《最后一瓶氧气》写的是袁凌的一个乡亲，在广佛镇卫生院，“走到一间虚掩的病房门口，才看见有个穿迷彩服的人靠在床头，半闭着眼睛，鼻子里插着呼吸管子，连到病床脚头，显眼地支着一个氧气钢瓶，外壳有些锈蚀了。对于有人走进来，他没有反应。”这个男人，当天晚上回家，就死了。《在弟弟坟前》，袁凌写了外出打工得了尘肺病的兄弟俩，“哥哥带我去弟弟坟前时，我问他你有没有尘肺病，他说没有。第二年我又去，却被告知哥哥也因为尘肺病去世了。而且死的时候比弟弟还惨，弟弟死的时候还有人陪伴，他只能孤独死去。”
《有娃子和奥菲莉亚》中的“有娃子”、上访了一辈子的女人、得了先天脑瘤的盲女、编县志的异乡人、都市边缘人等等，袁凌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受伤于体制、历史还是都市，都是边缘人，是弱者。而袁凌的笔是温热的，如作家金宇澄所说，“卑微者的生与死，很难有机会被认真对待。袁凌用凝练的白描文字，刻画了那些被历史和现实重压下的肉体和灵魂，纪念他们在世的艰辛与身后的萧瑟，令读者动容。”放下自己，就能凝视别人
袁凌生于陕西平利，“母亲是半文盲，父亲是工农兵大学生，后来在乡镇医院任职”，也正是因为如此，袁凌曾在医院住过多年，“见识过太多生与死”。《生死课》一如袁凌从前的写作，记录了太多苦难。面对如此多的苦难，作为一个写作者，如何挺住自己的心智？对此袁凌说，“放下自己后就能凝视别人，你太看重自己，反射感就会很强。其实承受别人也是承受自己。而且，对很多人而言，你不去看到他，就不会有人看到他，我愿意放下自己去记录他们。这是一种平等的凝视，我不愿意上来就呼天抢地，我只是把我的心向他们敞开。”
对于写作而言，“敞开”的另一个意义，是让事物自身敞开，袁凌说，“非虚构写作强调的是经验和细节，是将经验和细节作文学性的呈现。是让事物自身敞开。在现实面前，非虚构是节制的，不像小说，能把一件无聊的事情写成几千页。——这当然也是一种能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失能。我本人秉持一种谦抑的写作方式，即便是带有虚构的写作，也是把我对有些事件的长期印象融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报告文学一样，造一个现实的山寨货。”
这种谦抑式的写作，让袁凌的文字细腻、朴素，他不会特意考虑修辞，就是隐喻，也一定要是“现成的”。比如《最后一瓶氧气》，“我在看到的那一刻它就是那样的”。比如《蔡姐的苹果树》，“在高楼大厦之间她就是想去死，只有在那棵苹果树下她才能吃得下饭”。“再比如我写过一个矿工，‘一个被命运的床单收敛起来的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裹着一个床单，像是快要死了。这些隐喻，这些象征，都是现成的，是有扎实的东西支撑起来的。”
谦抑式的写作也让袁凌清醒地拒绝在写作中进行社会学分析。2015年4月到2019年4月，袁凌跑了20多个省，采访了上百个孩子，最后选择了36个人，把他们的故事写了下来，在这本《寂静的孩子》的书中，他只简单以“留守”“单亲”等进行了类型划分，但是在文章中不作分析，文字都是白描式的，“只是记录生命，拒绝社会学的分析，那是学术研究。我的写作回避具有新闻性的社会议题，我不是为了社会分析写作，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他们的生命情态写出来。我讨厌聚光灯下的写作，我喜欢散淡的生活。”不想做一个顺应时势的作家
在对于写作的自觉追求上，语言是袁凌极为关注的，他认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欧化翻译腔”太重，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批作家，语言也缺少中国文学的传统美感。袁凌表示，自己的语言追求，注重汲取三个方面的营养，一是德语等外语，二是凝练、优美的古汉语，三是方言，“方言不是指那些流行的脏话和俚语，而是与劳动和生活贴得最近的那些最准确的表达。”比如修水管的人说，水龙头不是漏水，是“洇水”，这就是最贴切、准确的表达；再比如有人因为动手术身体内加了钢板，拆线的时候需要把线扯出来，但是很疼，怎么办呢？方言里说是要把线“悠”出来，这是顺着线的本性又不会让人觉得疼的一个动
作，“这些来自生活中的生动、准确、有力的词，有人用心发掘过吗？”
北岛评价袁凌，“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袁凌的写作进一步拓展更自由的空间。所谓芸芸众生，生老病死，而每个生命在大地上都有独特的意义，作者以平视的角度，在朴实的文字中蕴藏诗意，对普通人充满深切的同情。”袁凌说，“我希望一方面以可靠的质地而非情节来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我觉得仅有虚构还不够，我还想写小说。其实我不喜欢小说这个称谓，我喜欢故事。我写的故事，即使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化学反应，它的质地也是可靠的。如果某一天我写的都发表不了，我希望能一边干一个实际的工作，一边继续写作。我就是不想做一个体制内的人，不想做一个顺应时势的作家。”
正是因为对生活质地的重视，袁凌觉得像胡波《大象席地而坐》这样看起来像非虚构的虚构作品，因为容纳了大量现实生活的真实经验，有久违的粗粝感和摩擦感而具有很大的意义，“放眼当下，其实越是小说写得好、写得成熟，文学性也越差，反而是胡波这样的生涩在启示我们如何抵达复杂的现实。当然这不是写作者的最终目标，仅有粗粝的质感还难以抵达经典性。粗粝必须进入高妙，必须进入生命最后的疼痛。”
作家野夫曾说：“袁凌的写作，始终直面底层社会的冷与无奈，冰刀般划破时代表象之华丽。在众多写作者都调脸不顾脚下这块土地之凉薄时，他依旧匍匐其上，尽其体温以图敷热那些悲寒之生命。”对袁凌而言，专注做好一件事非常重要，他甚至因此而放弃了博士学位，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我不认为生命会同时得到两件好事。你得到一件就会失去一件。去了美国我就写不了了，读完博士我可能也写不了了。你要保证你最看重的东西。怎么选择？最重要的是要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心里能过得去，要良心平安。一个人心里装着七八十个故事，太难受了，只有写出来才能良心平安。”
新闻推荐
陈芳向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张旭峰介绍合作社生态养殖的情况。?扫码关注张新龙上山栽桑，桑下种芋；下山养蚕，桑枝点菌...
平利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平利县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