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军帽，我的五角星
王建春
我有个红宝箱，不是说箱子红色，而是指里面珍藏的宝物都是红色记忆。最早的收藏品当属我的红军帽和五角星了，抚摸着久违的“宝物”，思绪不由得回到从前……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也就六七岁，小孩子不知生活艰辛，天天盼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可每次新衣到手没一次让人满意的，衣服大的必须卷好几层袖筒和裤腿，这很让人恼火！明明照着身子量的怎么就做大了呢？开始老责怪缝纫店做衣服的，后来搞清了，都是母亲硬要人家做大一个号，说孩子家正长身体，穿大点利于成长，其实就是节省，怕没穿几天小了，结果我们是没一年穿到合适衣服的，直到衣服洗得缩水褪色打补丁了才合身。
电影《闪闪的红星》放映后，少年英雄潘冬子成了我们的偶像，妈妈破天荒主动给我和哥哥一人买了顶红军帽。有了红军帽得有五角星和红领章啊！这难不倒我们，妈妈偷偷用红塑料语录本给我们剪了五角星和红领章缝上去，我和哥哥找来木棍木板自己削了红缨枪，枪的银白色面用捡来的高级烟纸一裹粘紧，闪闪发光，寒气逼人，红缨须则用妈妈剪剩下的红塑料纸再剪。
全副武装后，我们哥俩上街了，妈呀！满街铺天盖地都是灰衣裳、八角帽、五角星、红领章、红缨枪，本来还想炫耀炫耀也耀不起来了，怪不得妈妈主动给我们买了红军帽，看来是大气候逼的啊！不戴红军帽，没有五角星、红领章、红缨枪，会被人看作另类，有叛徒、特务、内奸嫌疑。
后来又流行八路军和新四军帽，妈妈说什么也不给我们买了，说“红军比八路军、新四军都早，戴红军帽更革命、更神气。”得到真正的五角星，是在两年以后了，缘于我家紧邻体育场，放学后天天溜进铁杆门内看民兵训练，模仿正步走、匍匐前进和刺杀动作，有时也帮看管衣物、送茶水。我的虔诚着迷感动了一位好心的武装部叔叔，一天，他从黄书包掏出这枚五角星，郑重地放到我的手心，我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记忆最为犹新也最有趣儿的是，它还曾担当了我的传情信物：追妻子恋爱时，嘴笨不会表达，两人在学校操场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说不出那最关键的3个字，灵机一动，掏出五角星塞给她，然后逃掉。后来，我俩步入婚姻殿堂，再后来，物归原主——她将代表我心的五角星也存入到我的红宝箱。
小小红宝箱，里面还有我的红领巾、团徽、党徽等等，有我太多的挚爱和记忆，红军帽、五角星，伴随我近半个世纪，我们风雨同舟，一起分享成功喜悦，共同承担失败沮丧，它那时代精神，激发我不断战胜困难，勇攀高峰。我们如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路，不就是又一次长征吗？近三年一直联村扶贫，今年直接兼任了贫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与镇村干部朝夕相处、摸爬滚打，使我这个没有镇村工作经历的“新兵”，越发钦佩起比“芝麻官儿”还小得多的最基层干部。人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感觉镇村干部日积月累为民服务，就是长征，他们为把党的惠民政策送到千家万户，也跋山涉水，爬雪山过草地，他们是现代红军，他们的工作就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更喜精准又扶贫，脱贫攻坚尽开颜。
（作者系平利县人社局驻村工作队长兼正阳镇张家坝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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