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精锐部队 14700人护卫蜀王府明朝蜀王们的日常生活（一）
明朝蜀王们的日常生活（一） 
明三彩琉璃仪仗俑（蜀昭王陵出土文物）。
明蜀王陵博物馆供图
明洪武23年（1390）正月初一，朱椿正式就藩四川成都府，开始了亲王的生活。作为仅次于皇帝、高于一切官吏的亲王，其地位不用多说。中国有句大家都熟悉又渴望的老话：“过着帝王般的生活。”那么，与帝王只差那么一点点地位的亲王，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美好？
洪武3年（1370），朱元璋在借鉴历代分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藩封制度。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藩封制度也不例外。这个制度施行初期，的确起到了抵御侵略、拱卫王室的积极作用，朱元璋很是得意地感叹说：“朕无北顾忧矣。”
不过，藩封制度的危险性同样存在，并且很高。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更何况是20多个离皇帝宝座只差一点点的亲王。所以朱元璋又规定：诸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分封爵位却不赏赐土地建国，给予爵位却不管理黎民百姓，享受俸禄却不处理地方事务。
随着后来削藩的深入，亲王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限制，无论巨细都是明文规定的，否则就是违反制度，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亲王的生活似乎并不那么美好。不过，相较于其他拥有爵位的公侯们来说，亲王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
护卫军14700人，蜀王待遇挺高
身为亲王，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其“保镖”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军队：护卫。
这里的护卫，不能当作一个词语来看，而是一个词组：保护王府的卫所军队。
明朝军队编制实行卫所制度，这也是朱元璋创立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构想来自于隋唐时代的府兵制。
卫所制度是明朝军队的组织形式，分为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
明朝的行政区划大致是省、府、州、县四级制与省、州、县三级制并存的格局。
所以，府相当于如今的什么行政区划，大家可自行判断。
一个卫拥有5600名士兵；下面有千户所，拥有1120个士兵；千户所下设百户所，拥有112名士兵。
洪武5年（1372），朱元璋规定：藩王府“设三护卫，卫设左、右、中、前、后五所”。
当然，并不是所有亲王都有资格享受3个护卫军队的待遇。《明史·诸王传序》中说：“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
造成这样差别悬殊的原因是，亲王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同。
那么，朱椿的蜀王府有多少护卫军官兵呢？
史料中只说有3个护卫军队，但没有明确记载究竟有多少人。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根据相关史料进行了推算。
洪武23年（1390）四月，朱元璋赐四川都指挥使司属卫并成都三护卫军士“五万三千余人钞，人二锭”。
一个月后，又赐四川都指挥使司所属军士“三万八千三百余人钞，各三锭”。
如此一来，一道减法数学题成立了。
把前者赏赐的总数减去后者四川都指挥使司军士的人数，就是蜀王府的3个护卫军的人数：总数为14700人，平均每卫军士为4900人。
四川位于内陆，不同于北方的燕晋边塞，朱椿能拥有这么多护卫军士，在各大亲王中，算是待遇很高的了。
护卫军战斗力高，曾被派往前线
护卫军士的军籍，直接隶属于朝廷兵部。但为方便管理，洪武5年，朱元璋下令设置藩王府护卫指挥使司，地方政府无权管辖。
指挥使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王府的安全，“掌防御非常，护卫王邸”，有时也参与王府宫殿的修缮。
护卫军的配备和战斗力，在初期是比较高的，“护卫皆腾健之徒，官属有精采之士。”是朱元璋寄予靖边的重要军事力量。
朱元璋最有才能的儿子、分封在山西大宁的宁王朱权，由于其镇守的地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他的三护卫军队和配备的军官，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宣德2年（1427），朝廷对松潘用兵，兵力吃紧。时任蜀王朱友堉受令，把护卫官兵分拨4000人马，前往松潘增援。
这说明，蜀王府的护卫军还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不然也不会派往前线作战。
按规定，护卫军官员的子弟可以袭职，但必须要到京城去比武，合格的才有资格。
对朱椿来说，他有特权。
永乐12年（1414），朱椿把护卫军中要袭职的官员子弟上报朝廷。
朱棣特别下旨说，四川离北京太远，就在四川比武吧，合格的，你授予官职再给朝廷报备就是了，不必到北京来了。
随着建文帝和朱棣削藩的进行，亲王的护卫军进入敏感区域，削减甚至收回护卫军逐渐成为趋势。
永乐元年（1403）六月，朱棣把代王朱桂的三大护卫军收回，“惟留校尉三十人随从。”对有罪的亲王，直接剥夺护卫军。
到明宣宗朱瞻基时，削藩完成。
此后，对新分封的亲王，不再设立护卫军，对已有护卫军的亲王，一方面鼓励其献出护卫军，另一方面以各种借口收回或废除护卫军。
蜀藩因一向与皇帝关系不错，朝廷找不到理由直接削藩，但此后的形势越来越微妙。
蜀王府“主动”归还两支护卫军
明清时，没有钟表前，怎么知道时辰？除打更、擂鼓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放炮。
有些地方是白天擂鼓3次，报早晨、中午、傍晚，夜里放炮3次，报初更、三更和五更；有些地方擂鼓后还要放炮。
成都市区督院街，是明朝的巡抚衙门和清朝总督衙门所在地。
清朝时，总督衙门外，每天要定时放炮，黎明一炮叫醒炮，擦黑一炮叫头炮或起更炮，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小时）后再放一炮，叫二炮或二更炮。全城居民，按炮声安排作息时间。
蜀王府的护卫军巡夜，也要放炮。一是报时，二是震慑盗贼。
这本来是一种生活习惯，但却成了蜀藩护卫军被削减的理由。
宣德5年（1430）正月，四川总兵、左都督陈怀上奏朝廷说：“蜀王府中忽举炮铳，不知何为。察之，盖四川都司私与王府者，于法当问。”
明宣宗下令都察院问责蜀王府长史，并逮捕把炮铳留给蜀王府巡夜的都司地方官首领，押赴北京治罪。
事情闹成这样，时任蜀王朱友堉很清楚明宣宗要的是什么。
第二年六月，朱友堉主动上奏，把成都三大护卫军的中、右两个护卫军归还朝廷，只留下左护卫军。
明宣宗“嘉其能省约”，顺水推舟，答应了。
同年九月，明宣宗派都督王彧、兵部侍郎王骥到成都，把蜀王府的中、右两大护卫军带到南京。
后来，蜀王府的中护卫军改名龙虎左卫，隶属南京左军都督府；右护卫军改名为豹韬左卫，隶属南京前军都督府，完成了护卫军向正规军的转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护卫军的配备和兵员质量越来越差，战斗力几乎沦丧殆尽。
崇祯17年（1644）八月，成都被张献忠攻陷，末代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
在这其中，没见有蜀王府护卫军保卫蜀王的记载。
蜀王府仪仗队不仅人多排场还大
尽管护卫军被削减，但王府中另一大机构是存在的，这就是仪卫司。通俗地说，就是仪仗队。
仪仗队是亲王出行的随驾扈从，地位的象征，外出、接待嘉宾什么的，都得吹吹打打，方显庄严和气派。
洪武3年（1370），各大藩王府设立仪卫司，设仪卫正一人，仪卫副二人，级别待遇等同正、副千户；司仗6人，待遇等同百户。
第二年，又改司仗为典仗。建文朝时，改仪卫司为仪仗司。
明成祖初期，恢复旧制，官员设置为：仪卫正一人，正五品；仪卫副二人，从五品；典仗6人，正六品。
仪卫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王府的侍卫仪仗，如有征调，则听命于朝廷。
每个王府的仪仗队多达几百人，蜀王府也不例外。
1970年，成都凤凰山发现蜀悼庄世子朱悦燫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仪仗俑群。
1979年，龙泉驿区十陵镇出土蜀僖王陵墓，墓中有仪仗俑群407件。
如今，在明蜀王陵博物馆，专门有一个仪仗俑展厅。
这些仪仗陶俑，无论是服色，还是所执仪仗器具，都与当时的亲王仪仗制度相符合，再现了明朝亲王的仪仗排场和气势。
亲王们出行的仪仗到底有多大排场？
《明史·仪卫志》有详细记载：“宫门外设方色旗二，青色白泽旗二，执人服随旗色，并戎服。殿下，绛引旛二，戟氅二，戈氅二，仪锽毛氅二，皆校尉执。殿前，班剑二，吾杖二，立瓜二，卧瓜二，仪刀二，镫杖二，骨朵二，斧二，响节八，皆校尉执。殿门，交椅一，脚踏一，水罐一，水盆一，团扇四，盖二，皆校尉执。殿上，拂子二，香炉一，香合一，唾嵌一，唾盂一。”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亲王们出行一趟真不容易，需要那么多人服侍，连洗手、吐痰什么的，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器具。
而且，服侍的人级别还不低，大都是“校尉”，是有品级的国家干部，一般人连资格都没有。
除亲王外，王世子、王妃、郡王、郡主也有仪仗队，只是相对小一些、级别低一些而已。
蜀王府历任长史与蜀王相处融洽
除安保、仪仗机构外，藩王府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维护王府的正常运行。
这个官僚系统不是家臣，而是受朝廷委派。当然，亲王也可举荐信得过的人担任官职，履行程序，报朝廷批准即可。
王府长史司，就是这个庞大官僚系统的组织机构。长史司主要负责王府的日常事务，为亲王提供各种服务。
长史司的最高长官是左、右长史，朝廷任命，品级为正五品，不算低。不过，后来貌似各大王府只有一个长史。
《明史·职官志四》规定了长史的职责：“掌王府之政令，辅相规讽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总其庶务焉。凡请名、请封、请婚、请恩泽，及陈谢、进献、表启、书疏，长史为王奏上。若王有过，则诘长史。”
可见，长史相当于是皇宫里的大内总管，王府的全能管家。
只要是王府内的事务，大到代为上报亲王的报告，小到王府成员的吃喝拉撒，长史都要负责。
长史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职责：“辅相规讽，以匡王失。”说白了，就是监督亲王。
亲王有什么问题，长史要及时指出来，否则亲王犯下错误，长史要负连带责任，吃不了兜着走。
如上述蜀王府护卫军晚上巡夜放炮一事，朝廷追究责任，第一个问责的就是长史。
第十二任蜀王朱奉铨，还没正式继承王位，就叫长史向朝廷奏请“名封”，急切地想享受亲王的俸禄待遇，结果引起礼部不满，要求万历帝惩罚朱奉铨。
万历帝念在蜀藩“亲亲之谊”的份上，把板子打在了蜀王府长史的身上，罚长史半年俸禄。
长史这个职务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明朝初期，搞不好就把命丢了。
如燕王府的长史葛诚，因为太为朝廷尽职，被燕王朱棣杀掉。
洪武末年，朱棣的燕王府迎来长史葛诚。靖难前，朱棣装疯卖傻，酷暑中抱着炉子，还喊冷得遭不住。
被建文帝派去监视朱棣的张昺、谢贵等人到燕王府“嘘寒问暖”。
葛诚说：“王实无病，将为变。”又秘密给建文帝上疏，报告朱棣的举动。
张昺、谢贵准备对朱棣采取行动，葛诚说服燕王府护卫军指挥卢振，约为内应。结果，都没有阻止住朱棣。朱棣起兵时，把葛诚等人诛杀并灭族。
葛诚是代表皇帝为燕王服务的，虽然也受朱棣管辖，但他并没有被朱棣收买，仍效忠于皇帝。这样的体制构设，朱元璋真是煞费苦心。
要能胜任王府长史一职，得有超强的管理能力、具备对朝廷忠心耿耿的思想、不会轻易被“腐蚀”拉拢的职业素养、公正客观的品性和善于处事的水平等，不是一般人能够干得下来的活儿。
明朝初期，出任各大藩王府的长史，如刘淳、董子庄、赵季通、杨黼、金实、萧用道、宋子环等人，都是当时的名士。
蜀王府第一任长史是陈南宾。
洪武11年（1378）正月初一，朱椿被封为蜀王。
洪武15年（1382），朱元璋下达在成都修建蜀王宫殿的诏令。
修建王宫，总得有个人去具体管理负责吧？
朱元璋把时任国子监助教的陈南宾任命为蜀王府长史，陈南宾赶赴成都，首要职责是：在成都建造蜀王府第，总揽监工督理。
洪武22年（1389），蜀王府修建工程接近尾声，朱椿也从凤阳被召回京城。
第二年正月初一，朱椿正式就藩成都。蜀王府的日常事务开始运转，长史司进入运行常态。
总的来说，蜀王府的历任长史，都与每任蜀王相处比较融洽。
一方面是朝廷选任的长史都是很有水平的人，另一方面是蜀王们都比较贤明，对待王府官属都比较优厚。
长史司设多个部门，为王府服务
为照顾好藩王府所有宗室成员的吃喝拉撒问题，长史司下设了诸多具体办事的部门：
审理所，主管刑狱，纪检宗室，调和矛盾等事务；
典膳所，主管祭祀、招待宾客和王府成员的吃喝事务；
奉祠所，主管祭祀时的仪式和礼乐歌舞事务；
典宝所，主管亲王的印章、符牌等事务；
纪善所，主管规范礼法，让王府成员通晓国家恩义大节，正面宣传亲王、树立亲王的亲善形象等事务；
良医所，主管王府的医疗卫生事务；
典仪所，主管王府的各种仪式事务；
工正所，主管王府房屋的建造、修缮等事务，相当于建筑队；
伴读，主管侍从亲王左右，记录亲王起居情况，陈设经史等事务；
教授，给亲王上课讲学，以德义启迪亲王，并校勘经籍；
引礼舍人，主管接引宾客，整肃仪容；
仓大使，主管王府财政出纳等事务。
长史司的机构设置，在整个明朝变化较多。
嘉靖44年（1565）年，朝廷颁发《宗藩条例》，对王府的机构进行大幅裁撤。
原因是，各大宗藩人口越来越多，朝廷连他们的工资（宗禄）都发不起了。
王府内宫太监，品级不高地位高
在王府的官僚机构里，还有内宫的一班人马，这些人的身份特殊：太监。
洪武年间，朱元璋考虑到王府内宫也需要人打理亲王的生活事务，但不能让身体健全的男子去做这事，毕竟容易出问题。
所以，朱元璋让司礼监选择那些比较老成又读过书的太监，分发到各大藩王府。
由此，藩王府设立了承奉司，是王府的宦官机构。
承奉司设置内官10人，品级都不低，分别为：
承奉正，即正职，品级为正六品；承奉副，即副职，从六品；
典宝所典宝正，正六品；典宝副，从六品；
典膳所典膳正，正六品；典膳副，从六品；
典服所典服正，正六品；典服副，从六品；
各大门官门正，即守门的正职，正六品；门副，从六品。
另外还有10名内使，司冠、司衣、司佩、司履各一名，司药、司弓矢各两名。分工还是挺细的。
亲王对内官、内使拥有人事任免权，但要报经朝廷批准。
景泰2年（1451）四月，蜀和王上报朝廷，提拔了吴善等24名内使升任内官，朝廷同意并做了批复。
其实，正如长史是朝廷派往藩王府肩负监视亲王的职责一样，太监也同样担负这一职责，这使得即使是亲王，也对他们忌惮几分。
明朝的太监专权是出了名的，上到朝廷，下到藩王府，几乎都一样。
各大藩王府的太监品级不高地位高，生前身居“油水”多的职位，死后也备受尊崇。
大名鼎鼎的状元杨慎，就曾为蜀王府的中侍江时撰写过墓志铭。
江时原姓陈，自幼净身进入内府，赐姓江，很受重视。
年长一些，江时开始读书习礼，后来随侍蜀王左右。
嘉靖元年（1522），江时去世。蜀王对他进行了厚葬，还叫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杨慎给他写墓志铭。
不仅如此，时任刑部主事、内江人陈力丹为江时书写了墓志铭，大理寺寺丞顾佖为他的墓志盖写篆文。
杨慎、陈力丹、顾佖都是当时有地位、声名的人，愿意为一个太监效力，说明江时的地位真的很高。
蜀王府的承奉正杨旭，历任蜀定王、蜀怀王、蜀惠王、蜀昭王4个蜀王。
杨旭死后，蜀昭王为他写祭文，并把祭文刻在碑上，立在墓前。
曾任户部员外郎的成都进士赵永祯，曾为蜀王府承奉副谷清、门正苏荣、门副等写过墓志铭；时任湖广武昌府知府、威远进士王俨，也为蜀王府门正刘用写过墓志铭。
1949年以来，成都地区出土了大量的蜀王府太监墓。
其中，成都九眼桥红瓦寺出土的一座掌印太监墓，早年曾被盗破坏，但其建筑规模之大、殉葬品之精、多，令人叹服。
该太监墓出土了一块别的墓葬都没有的石质阴刻碑，高1.2米、宽约0.5米，上面记载了殉葬品的名称和件数，大约有200件，都是金器、玉器、瓷器、铜器等精品。
1972年，成都西郊出土了一座太监墓，墓主人是当时蜀王府的门副腾英。
腾英的墓志铭显示，他在正德11年（1516），升任为朝廷命官“内局典司织造”，负责宫内所需蜀锦的营造。
腾英收有养子，俨然拥有正常的家庭。
蜀王府有地位的太监墓，都是大型石室墓，墙上有蟠龙浮雕，石质墓门仿木雕刻，墓室石壁上画有壁画，有的还饰以金粉，金饰、银器、玛瑙、玉器等奢华随葬品数量不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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