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白的哈达献给亲人“门巴”

阿坝日报 2021-12-10 12:34 大字

■华文军

“和平,和平,快来吃饭呀!”

没错,和平就是一个孩子的名字。在中阿坝,这个孩子在中央民族卫生工作队的呵护下顺利降生。他的父母万分感谢卫生队,并请这个“毛主席派来的门巴”给孩子取个名字。此时刚好传来朝鲜战争停战的好消息,于是卫生队就给孩子取名和平。“和平”!“和平”!草原上,这个名字一下子就传开了(《和平》《岷江报》1954年6月7日第三版)。

岷江报这篇出自中央民族卫生工作队队员之手的通讯,在介绍这个婴儿身世的时候倾注了浓浓的感情,表露了他们为母婴健康给予的关心和所作的努力。孩子的母亲叫穹高,是很久以前从俄洛(青海)辗转迁来的,在阿坝上塔哇放牧为生,经历坎坷。她曾经生过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怀上这个孩子时已是高龄妇女,膝下无子,她渴望要个孩子,冒再大危险也要生下来。于是她把目光投向卫生队,希望“门巴”能帮助她让孩子活下来。卫生队明白她的渴望,尽全力帮助她安全生产。在孕期,卫生队的医务人员先后多次上门诊疗,提供健康分娩指导,帮助她们保护好身体。

孩子终于顺利降生,并眼看他长成了一个可爱的胖娃娃,卫生工作队的同志们都说不出的高兴。

在乡间,医生从来受人尊敬,“门巴”这个词和那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在老百姓心目中充满了圣洁。那段时间里,医生解除病痛折磨的故事在《岷江报》上随处可见,这些报道生动反映了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与广大百姓间越来越深厚的鱼水关系。

就在同期报纸的版面上,小通讯《幸得人民政府的医生》也讲述了同一个话题。

在大金川噶尔乡胜利村,农民魏世贞一岁半的孩子生了大病,吃了许多中草药都治不好,奄奄一息。此时卫生院医生来村巡诊,魏世贞就请他们给看看。在村上,他家地处高山,坡陡路滑,又下着大雨,但医生仍坚持上门来,看了病,开了药。

可是孩子的病仍不见好转。“这么重的病,怕是再也医不好了。”眼看孩子日渐萎靡不振,魏世贞彻底灰心了。过了些日子,她女儿有事下山去官寨,医生就住在那儿。“要是碰见医生问起孩子的病,就说没有医头了,山又高,不要再麻烦他们。”她这样叮嘱女儿。可是,当医生知道孩子吃了药病情没有好转,二话不说又上山来,反反复复治疗。在医生的努力下,孩子的病渐渐有了好转,眼看着痊愈。魏世贞千恩万谢。“只要有一口气没有断,我们不会放弃,都要来医治。”医生这样告诉她。

阅读《拉你到他家里去喝茶》(1954年7月7日第三版),你就会看到,在乡间,医生正在成为老百姓的座上宾:“要是现在你路过俄章寨泽郎董卓家,他会大老远的喊你,请你到他家去喝茶”。

报道主角杨医生记得,泽郎董卓以前并不怎么欢迎工作队,直到家里出现了危重病人,不得已,请医生来。那天,杨医生来到他家,看到他家大门两旁挂着柏枝,墙角燃的牛粪冒着白烟,表示家中有严重病人。屋里弥漫着一股焦味,这是烧的糌粑,给病人“避污气”的。屋子里,泽郎董卓14岁的男孩贡布躺在火坑边,轻微地呻吟。他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要在往常,只要看到工作队,他就老远地喊起来,亲热的拉着他们的手。

治疗中,父亲心疼地告诉医生,孩子生病了,他什么也干不下去,整天就在家守着。他还托人跑了好几百里路念了很多经,花了五头牦牛和200个银元,都一个多月了,孩子的病没有好转。几天以后,在医生耐心细致的医治下,孩子的病渐渐有了好转。不久,他彻底痊愈了,又活蹦乱跳了起来。

而《白衣战士黄志秀的故事》(1954年5月1日第三版)刻画的护士不是用医术、而是用爱心救治患者的故事。

一名肺病患者担心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拒绝配合治疗,不肯进食。安抚病人的任务落在黄志秀身上。黄志秀一进病房就看见患者焦躁不安,试图逃跑。她不顾一切上前抱住他,病人挥着拳头四面乱挥,一拳打在她的太阳穴上,但她还是不管不顾,仍拉住病员,耐心地安抚他。此后的日子,她天天陪护病员,有时病员把血吐在了她身上她也不介意。日子久了,病员被感动了,愿意听从治疗,积极进食。

黄志秀非常清楚护士这项工作对病人积极康复的重要作用,她专心致志作好每一项工作。有一个病员需要送成都治疗,“怕过不了鹧鸪山”因为病情较重,医生派黄志秀护送,希望这个优秀的护士能帮上忙。一路上,黄志秀全身心帮助患者,贴心照顾。山上特别寒冷,黄志秀把开水壶用作暖袋,放在病人被子中。后来,患者被成功送到成都。

《岷江报》的这些新闻都拿具体鲜活的案例,来说明医生高尚的医德以及对老百姓极端负责的精神。这一个个案例罗列开来,便勾画出一幅全景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1954年前后,自治区政府组织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不断地在向基层延伸,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日夜穿行在乡间、牧场,天使一般安抚着深处病痛折磨的人们。

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带着使命任务,更怀着爱心的医务人员在乡间遭遇的困难很多,他们要为患者看病治疗并非想像的那么简单。天寒地冻,山高路远,这还只是所有困难中的冰山一角,还有许许多多的困境等待着他们。阅读同是民族卫生工作队采写的报道《第一次到热格当坝工作》(1954年5月22日第三版)可窥见一斑。

“初到这里的时候,藏族同胞不理我们,房子也不给我们住,也不相信给他们治病不要钱的事情。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才找到一间牛棚子。”送医送药的同时,医生们还需要做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解除他们的防备心理,和他们打成一片。

因陋就简,卫生队就驻扎在牛棚里,把牛棚作为居所,和诊疗所。

“这个棚子很小,有放床铺的地方就没有煮饭和放药箱的地方。我们只好白天卷起被子当作凳子坐,拖出药箱当作诊断桌和药台,还要收拾好炊具,留出走动和为病人诊治的地方。”卫生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局促的环境考验的岂止是饮食起居,而是对患者的治疗效果。“我们要处处留心,注意防备吹来的风、提示病人走动要轻手轻脚,不要扬起牛粪渣和尘土,这样会影响到治病时的消毒。”

小小的牛棚,成为队员和牧民交流的场所,它让牧民品尝到了现代医学的效力,也让队员们体会到了牧民生活的艰辛。“在这里,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了牧民的疾苦,不管怎样困难,我们仍然要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地看病。”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医生们慢慢地赢得了牧民的信任,小小牛棚渐渐热闹起来。“几天后,很多藏族同胞主动到我们这里来看病和玩耍……来治病的每天五六个增加到五六十人。在十四天中,我们共诊治了九百五十六次。绝大多数患者的病都医好了或者减轻了。”

病治好了,牧民和医生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当我们临走的时候,一大群藏族同胞围着我们热切地挽留,我们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才住了十来天,他们就像是三年五年的老朋友一样对待我们。”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医生的心,他们也和牧民一样内心受到触动,他们看到了作为医者的光荣,为自己能为身处疾病折磨的人们解除病痛而自豪。在老百姓的泪光下,他们一定更加坚定了肩负好使命的决心。

“临走那天,他们都来送行。在下着雨的坝子里,他们帮我们整理行李。很远了,还听见他们深深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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