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长 退休民警沈尧生

阿坝日报 2022-01-14 10:42 大字

颂党恩、忆初心、话今朝。州公安局退休民警沈尧生感动于近50年的公安生涯,积极响应州公安局警察节征文活动,提笔写下文章《成长》。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

这一天,一扫往日的阴霾,艳阳高照,人们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喜气洋洋,西玉龙街人山人海。10时左右,玉带桥方向传来鞭炮、口号声,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

回到家,爸爸抚摸着我的头说:“你不小了,也该参军为国做点事了。”

参加革命

1950年1月16日,响应党的号召,我满腔热情,参加了中共川西区党委、茂县地委组建的“茂县分区地方工作团”。

部队领导关怀大家,雇了两辆马车为我们拉行李,行军变得轻松了。我从未走过长路,还没到崇义,就走不动了。

突然,一匹急速奔驰的战马,停在我身旁。一位身着黄呢军装、身材高大瘦削的首长,松开紧勒的缰绳,翻身跃下马,向我喊道:“小鬼,来,上马!”我说:“我不会骑。”“学”,首长简短地命令道。

警卫员走过来,把我扶上马。首长帮我牵马。后来才知道,他是179师参谋长、后任茂县军分区副司令员门国梁。

到达灌县,我们在179师教导队学习了两个月革命理论,门司令讲了阿坝州的情况。

一双布鞋

1950年3月1日,我们背上行李,离开灌县,沿松茂古道,开始了280里进军茂县的行程。

下娘子岭时,我的胶鞋就烂了,用麻绳捆在脚上,凑合着穿。可第二天就再也不能穿了,幸好在路边拣到一双别人丢弃的烂草鞋,对付着穿,走到了汶川县绵虒。

当晚,老乡烧了一大锅热水让我们烫脚。我满脚是泡,不敢烫。走路也不敢下地,靠着墙壁一步一拐地移动。

一位南下、素昧平生的解放军战士看见了,送给我一双崭新的布鞋。鞋底一只绣着两个字:解放;另一只绣着三个字:全中国。

我再三推让,他就跟我急了,还亲手替我穿上,要我走几步,看合不合脚,才满意地离去。

我深深地感动了,从我来到革命阵营的第一天起,就受到党的关怀,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是纯真的阶级友爱,它激励我从成都走到了茂县。

3月5日,我们到达茂县,8日茂县地委分配刘兴权、刘代文和我等8人去专区公安处。9月,公安处又调刘兴权和我去懋功(今小金)县公安局工作。

进军靖懋

1950年9月7日,我背上背包,挎着早已擦得透亮的驳壳枪,和刘兴权、刘代文等开展公安工作的战友一道前往靖化、懋功。我们6名公安干部从茂县出发,就一直和分区司令部前线指挥部人员住在一起。

9日,到达理县杂谷脑。在杂谷脑,原茂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姚晓程给我分配任务:沿途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约法八章》。

望着一大堆重磅道林纸铅印的宣传单,我面有难色,姚主任说:“小鬼,你不用急,宣传单由两名战士给你背。”

“咋贴呢?”姚主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小袋大蒜:“就用这个。”

冰雪虹桥

解放靖化、懋功,必须翻越5200米的虹桥山。

山高缺氧,雨雪纷飞,呼吸十分困难,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气,行速明显慢了下来。战士们在蜿蜒曲折的山间艰难行进,一名战士抢过我的背包,让我拉住马的尾巴,紧跟队伍,经过7个小时的艰难攀登,终于到达山顶。

山顶,空气本来就稀薄,强风中,呼吸更加急促,我不得不弯下腰,贴着冰雪往前爬,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昏迷中,好像有人在搀扶着我,我的双腿无力地垂在冰雪地上滑行,过了山,才逐渐清醒,站起身来,在战友们的搀扶下,慢慢地跟着队伍下山……

后来,听老乡说:“这叫‘风绞雪’。‘风绞雪’是一把刀,遇上它是要死人的!”又说:“在山上,千万不要坐,更不能睡。一旦睡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想起就后怕。

星光引路

连续几天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很大,我愈走愈慢,坐在地上,就不想站起来。当发现再没有人超越我前行时,我知道自己掉队了。

天慢慢暗下来,我拔出手枪,推上子弹,加快步伐,沿着小路急行。为减轻负荷,我几次丢下,又几次拾起从成都背到茂县、理县、虹桥山的背包。背包里的被盖、垫絮是我离开成都时妈妈为我准备的。背包里有妈妈温馨的气息,也有离别时妈妈苦涩的眼泪。但是,我实在背不动了,我流着泪水,只好把它丢弃。

靠着微弱的星光,我仔细分辨,摸索着前行。看不见的石头、树根、浅水坑,常常绊倒我,湿了双脚,我跌跌撞撞,艰难前行。

前方有电筒光在林间晃动,谁?我急忙停步,隐身树林。当我看清是几名解放军,我知道他们是来找我的,我大声喊道:“我在这里!”他们慌忙接过我背的宣传单。

一位老战士突然发现我没有背包,问:“背包呢?”我没有回答,他把我拉到路边,让我休息,并用山西话说:“稍待”,打起电筒就往前走,过了许久,他挎着我的背包回来了,在我肩上轻轻地一拍,没有多余的话,只说了一句:“你这个小鬼!”便扶起我就走,行约五里,终于到达小金两河。

他捡回来的,是我母亲的爱,是我对亲人的思念!

我想知道这位老战士的姓名。他笑着反问:“干吗?”

他是怎么知道我掉队的?问他,他却什么都不说。次日,碰见他,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才说是门司令让他们找我的。

司令关心一名普通战士的安危,我从心里感谢他。

后来,在小金平叛中,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位替我找回背包的战士,我很牵挂。他的情谊,让我深深感动,久久难忘,直到今天。

离开杂谷脑,在数百里行程中,我认真执行着任务。只要有人户、有房子,我就停下来张贴宣传单。贴完又跑步追赶部队。大蒜并不能把宣传单贴牢,姚主任知道后,叫炊事班给我熬了一桶浆糊,用完了再熬。于是我又多了一件“武器”——铁皮浆糊桶。而我那袋大蒜,早被华北来的老战士“抢”光了。

我感到自豪。在我走不动的时候,丢弃的是背包,而不是宣传单。这些宣传单,在我看来,就是匕首,就是子弹,就是打击敌人的武器。

在达尔扎

从茂县出发,连续十天行军,我感到极度疲乏,到达尔扎,一进赵海山通司家就感到疲惫不堪、糊里糊涂就睡着了。

19日晨,魏家山上隆隆的炮声把我惊醒,这时我才发现:竟然头枕背包、露宿地上,何时下雨,全然不知。被雨水淋透,双腿泡在水里,不能动弹,从此留下终生疾患,每遇寒冷,膝关节就隐隐作痛。

炊事班长发现了我,把我抱到火塘边,添上柴,让我前后左右烤了又烤。倒来开水,替我热敷、按摩。好半天我才觉得身上有些热气,慢慢地可以行走了。

今天,当我记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我更加珍惜这些关爱和友情。在我危难、艰难的时刻,毅然伸出救援之手。因为它是无私的、纯真的,它没有任何利己的动机,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是同一革命队伍里、志同道合的同志。不论他的地位高低,职务大小,是司令员,还是一名普通的战士。

那年我才14岁,稚气未脱,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娃娃。

这是一笔财富,伴随我和共和国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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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县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茂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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