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县杂谷脑:吉祥之地

四川经济日报 2021-11-10 06:53 大字

□ 岳云刚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上古沱水,因流经今天的理县县城杂谷脑,故取名为杂谷脑河。关于杂谷脑地名的由来,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藏文“扎西朗”的音译,意思是“吉祥之地”。但据著名藏文翻译家、藏学家阿旺措成解释,杂谷脑应是藏文“扎干囊”的音译,意为“石头箱子里面”,是根据地形产生的一个名字。

2017年5月,阿坝州文物考古队对杂谷脑镇宝殿寺的一座白塔进行考古发掘。据考证,白塔是从清乾隆四年(1739)到乾隆十三年(1748),由时任杂谷土司苍旺率众经10年时间修建完成。由于它通体呈白色,民众习惯称该塔为“白塔”,藏文文献中该塔名为“吉祥永存塔”。1917年,美国人西德尼·戴维·甘博拍下了当时最恢弘的白塔建筑;1934年,庄学本来到宝殿寺,赞叹白塔为“西陲塔王”。这座雄伟的白塔在20世纪30年代的战火中被毁。

“西陲塔王”居高临下,雄视杂谷脑几百年风云变幻。由于特殊的地理交通位置,早在新石器时代,杂谷脑河流域就开始有人类活动,为数众多的原始部落生息于此。距塔直线距离不足50米的官田村属于杂谷脑河的一级台地,5000年前已有人类居住这里。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设汶山郡,冉駹部落纳入中央管辖。杂谷脑西面的朴头关,是进入草地的必经之路。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姜维率军平定汶山平康夷叛乱,沿杂谷脑河而上,翻朴头山,沿途修建关卡,构筑城池,后世便有了“维关”和“维州”的称谓。在朴头关路边的岩壁上,保留有隋朝和唐朝的摩崖碑刻各一块,其中隋代的“通道记”石碑记录了姜维在杂谷脑地方驻兵和隋朝重修古道的一段历史。

唐朝初年,在理县杂谷脑正式设立军事重镇——维州。《旧唐书》记载:“武德元年,白苟羌降附,乃于姜维故城置维州,领金川、定廉二县。”维州是唐朝于剑南防御吐蕃的要塞,唐朝和吐蕃在维州展开长达20年的攻防战。据《旧唐书》记载:“上元元年后,河西、陇右州县皆陷吐蕃。赞普更欲图蜀川,累急攻维州,不下……”

维州(即今杂谷脑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非常险峻,可居山守险。《旧唐书》记载:“乃以妇人嫁维州门者,二十年中生二子。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城遂陷。吐蕃得之号‘无忧城’。”一个战役谋划20年之久,在世界军事史上都属罕见,堪称中国版的特洛伊。无忧城的故事成为杂谷脑历史的一个传奇,现杂谷脑镇老街,仍保留着无忧城的一段老城墙,历史的沧桑写满斑驳的墙体。

唐德宗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组织了一场在唐朝军事史上非常有影响的大战役——维州之战。该战唐朝以少量军队击败吐蕃十几万军队,歼灭1万多人,但仍没能把维州夺下来。唐大和五年(831)九月,吐蕃占据无忧城37年后,一队骑兵跟随一名吐蕃军官,沿杂谷脑河而下,来到李德裕镇守的薛城外。这名吐蕃军官就是无忧城的守城大将悉怛谋,因吐蕃内斗,他带着300余骑来到筹边楼下向李德裕请降,愿意归附唐朝,并交还维州。

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后,加强对吐蕃边关的筹划,对吐蕃形成巨大压力,加上吐蕃自身内斗,于是就有了吐蕃维州刺史悉怛谋率300余众归还维州城(即无忧城)投向唐朝。李德裕上书朝廷,欲遣生羌二千,烧十三桥,捣西戎腹心。他认为可以乘胜追击吐蕃,为大唐收回更多领地,但宰相牛僧孺极力反对,使维州得而复失。对如何处理投降的吐蕃维州将领,唐朝朝廷内部也引发争议,最终朝廷做出归还吐蕃降将的决定。

悉怛谋的投诚并未如愿以偿,反而丢掉自己的性命,维州依然被吐蕃所控制。直到唐蕃战争后期,双方争夺重心转移到南线,加上吐蕃自身内乱不断,给唐朝收复中线失地提供良机,宣宗大中三年(849)十月,“西川节度使杜悰奏取维州”。至此,唐朝彻底收复维州。

吐蕃东进与唐朝发生战争,带来藏族历史上人口最多的迁徙,大批藏族部队从卫藏地区来到横断山区作战。唐蕃战争结束后,这些士兵没有返回原籍,而是留下来,与当地人通婚,文化上兼收并蓄,嘉绒藏族就是最具代表的一支。

唐蕃战争,是军事较量,更是文化的冲撞和融合。此外,战争也无法阻挡商品的交换、贸易的往来,反而使这条商贸通道更加兴盛和繁忙,杂谷脑因此成为茶马古道西山南路上的重要节点。

唐晚期时,开始开展茶马互市,最早设的交易地有4个:扶州、茂州、维州、黎州。因此,杂谷脑由单一的军事关口又成为汉藏之间商品交易的一个重要边城。到明清时代,茶马互市交易在这个地方已比较兴盛,杂谷脑土司的势力也随之兴起。明代所说的威保大路,即是威州(汶川)到保县(理县)之路。这条大路成为茶马互市一个非常重要的支干道,其他地方的人都要在这里贸易、交易,以致清代苍旺一度控制川西北相当大的一片地区。

杂谷脑隔河相望的两座碉楼,是著名的杂谷土司碉,屹立300年,历经数次地震而不倒,讲述着杂谷脑的又一段传奇。

明永乐五年(1407),在维州之地设置杂谷安抚司。担任杂谷土司的正是当年向李德裕投诚的悉怛谋后裔。清雍正《四川通志》载:“杂谷安抚司板第儿吉,始祖即吐蕃之裔,其先于前明世袭土职,至康熙十九年归城,仍授原职……驻扎之地曰杂谷。”

杂谷土司在清乾隆时由苍旺袭职,乾隆十四年(1749)因从征大小金川有功,升任为土司的最高职衔——宣慰司,随后其势力进一步扩大。史书记载其势力范围:“绵亘一千余里,地广民众,号大酋长。” 杂谷土司从阿漂到最后一任苍旺,势力最大发展到整个嘉绒地区,其管辖范围包括甘孜州的东部,阿坝州的阿坝、红原一带,甚至到壤塘的边缘。当时与土司相伴而生的藏传佛教寺院规模也到了最为辉煌的时期,宝殿寺直属于拉萨格鲁派三大寺,僧侣达到三四百人。

杂谷土司盛极一时,引起清王朝的不满,乾隆皇帝在结束第一次金川战役后,意欲铲除杂谷土司苍旺,以达到分解土司权利的目的。清乾隆十七年(1752),因苍旺杀害头人易沙,并与梭磨、卓克基土司发生争执,且与前来调解的地方官员发生冲突,四川提督岳钟琪率兵将苍旺诛杀。

清政府诛灭苍旺之后,决定废除杂谷土司,将其地分别纳入直接管辖之中,设置杂谷厅,下辖松岗、党坝、梭磨和卓克基四土司以及杂谷脑、甘堡、上孟、下孟、九子五屯等地。

改土归屯以后,朝贡体系土崩瓦解,自由的民间贸易日渐繁荣,数以千计的内地汉民来到此地进行商贸活动。杂谷脑,日益成为汉人商贾大本营,到后来当地已出现“盘不完的灌县,挤不满的杂谷脑 ”的繁荣景象。

年近80岁的杜邦俊老人,祖籍河南博爱县,是土生土长的理县人,他的父亲在20世纪初来到杂谷脑镇,在河南商号“盛兴号”做生意。据他回忆,当时的商家,以陕西、山西、河南这3个地方的人员为主,他们大多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期间,陆续来到杂谷脑街上创业。那时整个杂谷脑街上,从娘子坡到恒丰酒大概有一公里,街道两边都是商铺。街道由青石板铺成,梯步为花岗石、长条石,非常繁华。杜邦俊老人的父亲大概是1932年至1935年这期间随国民党部队走到理县,由于脚受伤,就投奔“盛兴号”留在杂谷脑,到现在已是第四代。

伴随着民间自由商贸发展,杂谷脑迎来新一轮的移民潮。这次移民主要来自内地,通常因经商原因久居于此,又与当地人结合,成家立业。杂谷脑成为名副其实的藏、羌、汉民族融合之地。

据杜邦俊老人介绍,当时“五屯四土”,包括九沟十六寨的头人都喜欢跟汉人打交道。著名史学家李茂认为:杂谷脑是一个文化、经济、交易撞击的集中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形成寺庙商、土司商、回汉商“三商”。“三商”的提法,唯独在“四土”地区和杂谷脑、马尔康出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徐学书认为: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最大的功能作用,不在于商品贸易本身,而在于通过这种商品贸易,把不同族群人们之间的关系拉近,把不同的文化聚集在一起,促进文化交融,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彼此的文化尊重。

杂谷脑在古时就是从平原到高原这条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史料记载,早在大禹治水时,威州至杂谷脑间已有鸟道。以后历朝历代,杂谷脑都是川西北远程贸易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是连接成都平原和川西北高原的“四土”,是阿坝草地、川甘青交界地区的贸易枢纽。它以活跃跳动的商业节奏,驱动着整个流域的商业繁荣。1951年,理县县治从薛城迁至杂谷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经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杂谷脑镇焕然一新,交通更为便利,与理县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加速驶入历史的新时代。

杂谷脑河畔的理县 (谢晓庆 摄)

理县羌寨 (任陶 摄)

桃坪羌寨 (张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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